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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更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做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俩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惟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做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仁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两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这位党国的“稚老”，依然忿忿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
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然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人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
在章太炎跟梁启超打笔仗的同时，张继也上场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便领了若干健将，杀将前去，二话不说，挥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欲与之理论，可是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党人开会，张继不知道便罢，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鸡飞狗跳而后止。保皇党人虽多，但架不住张继之勇，所以每打必败。当时，同盟会和保皇党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虽然效率很高，但对这种中国人之间的内讧，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久而久之，保皇党人的活动在日本都没办法进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声势上，革命战胜了保皇。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行第一。
张继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是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开大会，上海的洪帮受某些势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装成摄影记者，行刺国民党要人。结果临场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刺客便对汪精卫下手，刚开一枪，便被两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夺枪。夺枪者为张学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张继。能当刺客，当刺杀国民党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两下子，居然被张继一抱而不能动，可见昔日打手不减当年之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打的对象，不是满清亲贵，而是同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胜之不武。况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罢，不过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手段、道路的选择，其实真是需要辩论的。辩论是讲理，不是动蛮，如果靠动粗打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国人意义其实不大。何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
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纳若干“孝敬”，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ND064。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ND064。谭延ND064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惟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ND064是谭钟麟的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ND064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ND064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ND064，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谘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ND064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ND064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惟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ND064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ND064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ND064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惟有谭延ND064，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ND064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ND064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ND064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ND064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