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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那天有一佻达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
那佻达男子，便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即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绉衣服，随身总带着一把铁股大折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面画着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十指上起码戴着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须钩的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怡悦地歇息时，她万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她穿着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着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频频伸出纤指，理着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袅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贝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
当那姑娘同母亲回到家中，夫妻父女还来不及叙谈时，贝子已在一群侍从簇拥下，闯入了他们家中。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不得不屈从。
谁知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地回避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
卯 （晨5时～7时）北京北城（2）
惨剧便发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怜的姑娘！同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牖后，那姑娘对着一面当年价格极昂的玻璃镜子——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着，父母亲闻声慌忙从滤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像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号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们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几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十六个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第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
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着。
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后来同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爿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不知尚有余痕可辨否？
那座贝子府，据说如今成了一所中学。当师生们处在笑语喧哗的校园中时，有谁还会想到，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黑夜，在那阴森森的府邸中，曾出过那么一桩怪事：有一位放荡无忌的贝子，在门窗密合的情况下，被人剜去了双目，发出过一声凄厉可怖的惨叫……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作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着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
卯 （晨5时～7时）最操心的是谁？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卯 （晨5时～7时）给婚事帮厨的人（1）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