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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到1978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垅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迭，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5）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画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人情吗？合理吗？
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楼；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
“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起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未 （下午1时～3时）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1）
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做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着。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
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①，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着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腈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着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着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腈纶棉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腈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着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未 （下午1时～3时）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2）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囔着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