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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宾虽然被调离了公园，那公园领导却常以江青同海西宾的交谈为例，来说明“中央首长对青年园林工人的关怀与教育”，所以传到海老太太耳中后，便不免引以为荣，向胡爷爷等“老人会”的成员炫耀，便是那时期的常课。
但很快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青倒台了。1977年，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当年公园中所发生的那一幕，理所当然地被判定为“江青大搞特权的一例”。并且还有一位剧作家，由同院的韩一潭陪着，找到海西宾家中，说是打算创作一个有江青登场的剧本，请他提供素材。海西宾把他经过的那桩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剧作家很是失望，并且表示怀疑：“那正是江青一伙变本加厉迫害知识分子的时候，江青能用赞叹的口气提到知识分子吗？”海西宾不会撒谎，不会虚构，也不会隐瞒，他只能陈述事实，剧作家提出的质疑，他无法作答——当然他也知道江青一伙绝对是以压抑迫害知识分子为其特点的，院里詹姨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一例，不过那天江青在他面前，确实是那样说的，他也确实答曰：“哪里哪里。”
那位剧作家后来果然写了一出揭露“四人帮”的戏，里面有个角色虽然换了名字，分明就是表现江青。她在台上不时发出狞笑，每句话都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让观众恨得切齿。韩一潭、葛萍、詹丽颖，还有海老太太和海西宾，同被邀去观看了首场演出，他们都觉得那出戏不错，十分佩服剧作家的才能。海西宾看完骑车回家，一路上回味着戏里的场面，他感到戏里还缺少一点东西。究竟缺个什么？他想不透，更说不出。
现在海西宾长大成人，渐渐能作比较深入的思考。他觉得剧作家真不该轻视、摒弃他所提供的素材。当然不一定把公园里的那档子事直接搬进作品。但是，江青一伙的作恶，从那档子事也可以反证出来——除了他们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也还有一些更深刻、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从中其实可以引出更值得儆戒的教训。
有一天他便把这想法，同韩叔叔说了。韩一潭鼓励他说：“你想得这么深入，何不自己动手来写呢？现在像你这样的青年作家很多，你也二十出头了吧？既然遇上了这么清明的政治气候，你应当抓紧机会，立一番事业。现在成名成家不但不是罪恶，还受到鼓励。你看咱们院的年轻人，除了薛纪跃可能受家里条件限制，发展不大以外，荀磊和他那对象小冯，都奔着翻译家的目标去呢；张秀藻过几年准是个博士，最后一定当总工程师……就是人到中年的澹台智珠和詹丽颖，一个奔着表演艺术家的目标而去，一个起码也要争取评上个高级工程师，谁也不甘落寞……西宾呀，不要再‘哪里哪里’啦，早一点确立好你的志向吧！”
海西宾却微微一笑，淡然处之。上面要把他调回公园，说也算是对他落实政策，他谢绝了。搞街道绿化也很好嘛。绿化队里的工作也有技术高低之分，许多年轻人都抢技术高的工种，海西宾却主动提出来负责用大皮管子浇水这项又苦又累的非技术工作。连海老太太也说他“冒傻气”，他却平静地说：“奶，不能个个都去成名成家，都拣高枝儿站。我知道我这块料能有多大出息，我觉着我干现在这个就挺好。”
有人断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富于进取心和竞争性。这话不知其统计学方面的依据是否充分，海西宾显然应被摒除在这一概括之外。不过，难道海西宾的那种对名利的超然态度，以及那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也沉淀着某种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才会出现的心态吗？
海西宾的业余爱好是武术。
海西宾打小就属于瘦弱型。到他工作以后，也还是属于书生型。他是直到1979年，才突然焕发出一种对武术的热情，开始练起来的。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受《少林寺》一类影片的影响，或被李连杰那种武术明星所吸引，才迷恋此道的。其实不然。
在当代北京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武坛。一个是体委主持的，运动员们常被选派参加各种正式的比赛，获奖者享有公开的荣誉，常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有的更被请去拍电影，以某种武艺高超的银幕形象为人所津津乐道。另一个是民间自为的，每天清晨活跃于各公园、绿地，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几乎从不为宣传机构所知，但在北京市的武术迷心目中，往往比前一个武坛的明星，还有着更崇高更神圣的威望。当然，这两个武坛相互之间并无冲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叠的例子。
海西宾的习武，主要是受后一武坛的吸引。
海西宾每天上班，必骑车经过月坛公园。有一天他路过得早，见一位老人正在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上练“地躺拳”，身段意态实在优美夺人，不禁刹车叫好，后来更爽性进到树林，饱览那老人练武。当天二人只淡淡交谈了几句，算不上真正相识。从那第二天起，海西宾天天起个大早，赶到月坛与那老人相会，渐渐相熟，又渐渐由旁观到求教，后来竟爽性拜那老人为师，习起武来。
那老人名段雁勤，虽已年近80，看上去却只有60开外。
段雁勤在民间武坛享有极高荣誉，他让海西宾先向晚他一辈的民间武术家学基本功，介绍海西宾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师傅。基本功过了关，海西宾便一门又一门地学习起来。在月坛公园由雷慕尼教会了“陈氏太极”，马长青教会了弹腿功；又到宣武公园拜“花斑豹”富宝为师，学了几套形意拳；再到礼士路小花园拜许增繁为师，学会了原地转圈的“八卦拳”；后来又到历史博物馆东侧，向打磨厂食堂做切糕的厨师杨起顺杨师傅，学了一套“白猿通臂拳”……几年下来，最后经过段爷爷指点，海西宾已然把所谓“内家”的“太极”、“形意”、“八卦”和“外家”的“查”、“洪”、“炮”、“花”等“长拳”都练到了相当的水平。
海老太太叨唠他：“西宾呀，你练那玩意图啥呀？你可别练完了跟人家打架去，给我惹事儿！”
海西宾一笑。他给奶奶惹过事儿吗？
申 （下午3时～5时）“哪里哪里”（3）
单位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他：“海西宾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同盗窃国家苗木的坏人面对面斗争，保护了国家财产，擒拿了犯罪的歹徒，他的思想行为，值得全局青年职工们学习……”
海西宾喃喃自语：“哪里哪里……”北京市能有多少胆大妄为地趁着夜深人静，潜入苗圃偷窃苗木的歹徒呢？海西宾又能有多少次在值夜班时遇上他们的机会呢？而对付那些外强中干的歹徒，又何用把武术练到这种程度呢？就算海西宾勇斗歹徒的精神值得局里的青年职工们学习，他那武术水平，一般人又怎么能、而且何必要向他去看齐呢？
“‘哪里哪里’是想上电影呢！那《武林志》的导演是谁？怎么没把咱们的‘哪里哪里’找去？他还拍不拍功夫片？咱们把‘哪里哪里’献出去！”同伴们常这样拍肩推背地调侃他。
他跟大伙一块儿嘿嘿嘿地笑。他上电影？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拍成了，电影院门口准得排长队——退票！
“哪里哪里’是为姑娘们练哩！哪个姑娘不喜欢武艺高强的硬汉！何况咱们的‘哪里哪里’并非五大三粗，而是‘儒将风范’！”队里的技术员汪大哥甚至于当着姑娘们也这么打哈哈。
对此海西宾保持沉默。他当然并无那样的动机，但确实收到了那样的效果。他常常接到偷偷递来的情书。有一次一个姑娘竟大胆地把情书通过邮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为老眼昏花，便请詹丽颖代读。詹丽颖打开信一看，没开读便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海老太太少不了对海西宾的盘问。海西宾总这么跟她说：“奶，您放心，准给您娶个跟我一般孝顺的。”
目前海西宾已经有了一个意中人，正处于热恋之中。1982年12月12日这天，他一大早便骑车出去同她相会，下午四点来钟才转回家来——要不是为了赶着回家看四点零五分开播的电视节目“足球赛选播”，他也许还要同她多缠绵一会儿。她目前尚未向严厉的父母公开她的爱情，所以他们晚上还不能从容相会，而海西宾也没还作出把她带来见奶奶的决定。
海西宾推车进了院子，刚把车抬过垂花门，便看见一个醉醺醺的汉子连哭带嚷地从薛家新房中冲出来，冲出几步后，又扭过头去骂：“你们他妈的诬赖好人。你们他妈的一窝子喇嘛才是贼！老喇嘛！小喇嘛！你们他妈的留点神，我他妈的跟你们没完！我非找人来把你们这喇嘛庙砸了不成！咱们走着瞧！”
那醉汉是卢宝桑。随着他冲出薛家新房大吵大闹，院里一时淤满了人。薛家的两间屋子里自然涌出人来，詹丽颖和张秀藻也不禁出屋观望，海西宾身边又站过来了外院那澹台智珠的公公和荀大嫂。大家尽管心情各异，但有一个感慨却是共同的：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弄成了这样！
新郎薛纪跃，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中，尽管旁边的人拼命拉住他，他还是挣扎着要扑过去。他头发散乱，西装不整，喜花摇摇欲坠，声嘶力竭地嚷着：“卢宝桑，你甭走！你把雷达表交出来！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派出所！……”
卢宝桑却朝他欠着脚、耸着身子，大声地嚷：“谁他妈偷了表谁是三孙子！去派出所！去不着！不让走？姥姥①！”嚷完，扇着肩膀，从海西宾身边一晃而过。海西宾当时产生了一种揪住他的冲动，却又抑制住了——毕竟情况不明、是非难辨。就在卢宝桑走出去的一瞬间，海西宾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爷。啊，今儿个殷大爷也来薛家做客了……
薛纪跃到底被人们连劝带拉地送回新房中去了。詹丽颖自然早已走过去向薛大娘细究根源。荀大嫂也过去同薛师傅说话——她倒先不打听来龙去脉，而是立即劝薛师傅往开了想：“凡有喜酒必有醉人，小小不言的事儿，过去了就当它仨葱俩蒜……底下咱们接碴热闹。走，我去帮你们张罗……”张秀藻退回了屋去，心思不能马上回到功课上，她不仅感到烦恼，而且为自己同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不能理解，产生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她不久将搬到另一种环境中去，远离那粗鄙庸俗的一群，那是她的福气吗？可荀磊却是过去、现在，以及相当长的一段将来，都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荀磊是怎么忍受下这一切的呢？……澹台智珠的公公目睹了邻居家的纠纷，联想到自家的内乱，心里发紧。他退回家中，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李铠和智珠怎么都一去不返呢？就连小竹，也好久不见踪影，他是该去寻觅他们，还是该淘米准备晚饭呢？……
海西宾看见殷大爷的时候，殷大爷也同时看见了他。卢宝桑走后，他二人自然凑到了一起。殷大爷是段雁勤最得意的高徒，海西宾跟他学过一段“大成拳”。据说殷大爷五十来岁的时候，他的“大成拳”居全城民间武坛首位，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如今殷大爷家住南城龙潭湖一带，在那里挂牌正骨，声誉极高。殷大爷挨近海西宾以后，简单扼要地对他说：“出去的那位叫卢宝桑。现在弄不清他偷没偷薛家的雷达表。他现在又醉又浑。你要得便，出去远远地跟着他，盯着他点，看他都往哪儿去，干了什么。你只远远跟着就行，可不许惊了他，更不能动他。他要进了住家院子，你就回来。我等你的信儿。”
海西宾跟殷大爷本有师徒之谊，再说薛家的事情也该管管，听了这话，便把车头掉转，又朝院外而去。那“足球赛选播”的电视节目，他自然已经弃诸脑后了。
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1）
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装车”和“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做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小肚”①、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人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