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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着一个纸包发愣。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蹿着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
申 (下午3时~5时)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1)
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 do you prefer?①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27首。进入1980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人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申 (下午3时~5时)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2)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1982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着工作人员的名,享受着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着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伙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睛,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着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呢!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像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睛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
韩一潭一愣:“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
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
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是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难道现在还有用?”
龙点睛坦率地说:“不光是歌颂‘革命样板戏’,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可丢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
韩一潭心里一震。他说:“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我们刊物上就发过不少,有的相当知名的诗人也写过,我还编过哩。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具体情况嘛。你何必把这事放在心上?何况你的还不过是手稿,并没有发表出来。”
龙点睛越发坦率:“如果发表出来了,那倒也就算了。不过既然没发表出来,我何必还让它飘在外头呢?你给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
韩一潭望着龙点睛,心里打颤。他费好大劲才抑制住了心里的厌恶感。他嗓音发涩地说:“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搁在哪儿了,还有没有……”
葛萍在他们说前几句话时,去厨房提开水壶去了,这时走回来给他们的茶杯添水,她觉得韩一潭不该怕麻烦,便发话说:“稿子?这十来年咱们什么时候扔过稿子?你那书架底下的柜橱里,不全是稿子吗?小龙当年的那稿子,准就在那里头……”
龙点睛忙高兴地说:“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细!老韩,就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
韩一潭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着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
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老韩,我瞒你干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看起来我这人才能有限,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可要想独立创作,写出名篇,得奖走红,恐怕没多大希望。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别看我比你资历浅,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有党票——这是政治优势!虽说我是‘文革’中人的党,可经得起调查;我不是‘造反派’头头,没参加过‘打、砸、抢’,像我这样在‘文革’中人党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数?我还有作品——这是业务优势,‘内行领导内行’,我够不上后头那个‘内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我今年才40出头——这是年龄优势!总起来说,我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条件,我看我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
韩一潭脸色发白,哆嗦着给他补充:“你还有更大的优势——能走上层路线……”
龙点睛欣然赞同:“对。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汇报动向、提供建议、跑腿张罗……老韩呀,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鼻子跟前工作,可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一点儿也不活泛……”
韩一潭冷笑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诗稿呢?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