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
导言
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由此，从促进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或者从运动对群众的影响方面研究，不是该书的主旨。本书也不对可能有利于运动发展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作任何详细的论述。无需赘述，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当然，不了解中国的客观环境或它的文化遗产，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中国共产党内各派之间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是这样想，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至今被特别忽略的领域。
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怀疑这样一个考察的价值。对于那些谈论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假想的奥林匹亚顶峰的人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于“客观形势”。对这样的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思想的先见似乎是过于空谈事实的表面，而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细节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过于小的话题。
当然，否认客观环境先验的重要性是绝对愚蠢的行为，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定是与实践客观形势所赋予的任务有关的。然而，我的确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形势”自动引起结果的万物有灵论。无论任务完成与否，其中的方法和取决于任何其他因素一样，也取决于最终承担完成任务责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图和抱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各种预设，已实现了应付这些艰难险阻的责任，我以为，在决定未来客观情况方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们并不打算孤立地考虑学说，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活生生的人形成并改变的，是在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是受各种动机驱动的学说。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者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它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但是，忽略了领导人的学说又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对意识形态问题极端鄙视，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因素的人，经常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对意识形态的主张特别天真。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考虑学说问题，他们经常倾向于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语言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表面。只有通过研究学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才能够学会区分已经死的教条与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进一步反对的是，在关注少数领导者的思想和意图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这些事实：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起来的运动，而领导者仅仅是这些民众要求和愿望的代言人。现在，虽然我们确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人民运动的高潮逐渐拥有了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征性体现，或者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特别是在共产主义信条里，基本的历史性决策将由政治领袖而不是由群起的民众做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2）
我认为，在考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明的小的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一方面，一种倾向认为，由于这些群体已经学会了用外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他们完全与民众脱离，而且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必须指出，即使这些人向国外寻求解决方法，他们并不能完全脱离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形势。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倾向认为，亚洲西化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声音完全是被明确表达的群众的声音。这个观点忽视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们信奉的外国哲学的影响又受到他们自身抱负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群体与民众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众相关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民众又是疏离的。
至于民众物质和经济需要之外的愿望，除了我们进入中国农村与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当然，或许在渴望摆脱当时的悲惨境况之外，民众对于他们希望过上的那种生活是完全困惑的。无论事实如何，我们理应以一种谦逊的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就“群众的愿望”这个说法而言，我们完全意指民众的政治领袖知道什么是民众最需要的，政治领袖将使他们自己的愿望成为民众的愿望，那么，我们就这样说说吧，但是不要满足于感情上的言语。我们知道民众希望摆脱他们当时的悲惨境况。然而，不了解情况，我们无权说中国的民众希望在中国再造一种底特律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的模式。但是，我们却能够很好地研究他们的领袖的抱负和愿望。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奋起，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集团逐渐掌握权力。它们是两个既相关但又独立的事实。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学说的细节，我们才能尝试判断哪些学说内容仍然是行动的推动力量，哪些学说内容已经成为掩饰学说危机的过时的赘词。
大体上，我们的观点是，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东进的过程中———进入它最初假设所没有预料的环境———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伴随列宁本人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并且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这个过程可能走的距离更远。在最初的学说中，有机联系的不可分离的内容伴随着列宁已经被分离并且被彼此孤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斯大林走得更远，并且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这个过程如何由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再推进了一步。
诚然，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强大的“正统意志”（与有关集团的权力利益密切相关）的约束和抵消。无论何时环境最终导致了一个先前学说没有预料的行动方针，就会尽一切努力证明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预先设想的，然后新的合理解释就会构想出来，以使新的经验与精心构筑的一贯正确和始终高明的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动看来与正统信条相一致，这些信条就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3）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
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那么它对克里姆林宫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何影响呢？如果毛泽东主义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的，如果毛泽东的领导不是直接由莫斯科选择的，那么，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就要考虑一些历史因素的作用。然而，必须强调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取决于过去继承下来的因素一样，相当有可能取决于当时和后来的一系列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结论的确更直接地对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种预先计划他们宏伟的全球战略，并且不给出人预料的偶然事件留有余地的不可思议的科学的大量断言产生了影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正在极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是斯大林的自我预知和巧妙计划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个虚构信念已经被许多认为自己是克里姆林宫最仇恨的敌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强调。然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与成功一样，常常是未曾预先计划的。
低估苏维埃领导者的精明或他们对于自身目的的执著追求都是绝对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依据绝对正确的历史科学进行活动的超人的“社会工程师”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形象对于不顾一切地寻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数近代人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形象对于那些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并且不相信它能够在一个仍然充满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场。
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鉴于191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
《新青年》在1915年之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绝对喉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对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许多代表人物的讨论。*然而，我们找不到对马克思的讨论。这个忽略不能解释为纯粹的无知**，也不能解释为害怕任何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
*布伦斯基、塞缪尔？斯麦尔这些名字几乎像那些伟大人物的名字一样经常出现。把许多西方思想家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人，在开始时，对于翻译著作的选择是完全不加区别的。
**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页。）已经提到卡尔？马克思。他的名字出现在下面一段：“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Saint？鄄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广大之———财产所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换句话说，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帮助工业领导者具有了更社会化的意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4）
对于这个忽略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心于自身的处境———中国的处境———前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１］因为在列宁主义的主张出现之前，由于歪曲的解释和明显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马克思预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部门。［2］因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将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工业化的西方。在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分散的论述中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在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地区是商业资本残酷剥削的场所；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猜想，资本主义不久将把这些地区纳入“文明”的轨道，并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们。**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处于完全左倾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纽约，106页）一书中也指出：“在目前历史呈现为全部极为重要的革命性变革正在最发达的国家酝酿，并且我们认为这个变革将通过暴力实现……这就是正在西方而不是俄国进行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分散地提及这个问题，其中有下面一段关于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它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加利福尼亚黄金源源不断地流过美国和亚洲的太平洋海岸，将那里未开化的民族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纳入到文明世界中来”。
然而，这个重要剧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不是在落后地区上演的。总之，这就是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点。列宁在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过程中采取的创新和变通，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时没有提及组织完善的由职业革命者领导的人数少的无产阶级能够在“落后地区”掀起世界革命，没有提及“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作用或托洛茨基设想的“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完成前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可能性。简言之，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处境直接相关的启示。
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与他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学生与教授的关系去理解，它实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圣人—弟子关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新青年》评论的创办者陈独秀［３］在1919年之前致力于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从否定方面讲，这个哲学完全摒弃所有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地反世俗的倾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网络的关系中。［４］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应对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从西方本身去寻找。如何解释西方突然迸发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质动力是什么？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究竟是什么？按陈独秀的看法，答案非常清楚———民主与科学。这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作为一个执著的“现代主义者”，陈独秀并不倾向于从18世纪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奥秘。在这点上他准确地反映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5）
那么陈独秀的民主的观念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由于除去了传统加于个人的桎梏，给予了个人追求进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并且以法律保障这个自由，民主解放了个人的活力。［５］陈独秀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的许多成就存在于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领域，并且他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个人的活力，就能够在中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信奉的那种个人主义不是浪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因为按照陈独秀的看法，个人的解放将使中国社会得到新生。人们不能不相信个人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才能够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无声无息地潜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陈独秀关于科学的作用的观念使人们首先想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观念。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视科学为武器，为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当然，他意识到了科学在征服自然中的动力作用，但是他特别感觉到科学是反“迷信”的武器。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的解释导致了他将科学等同于某种形式极其原始的自然主义。［6］通过用科学的权威高声宣布物质的原子是唯一终极的实在，陈独秀很快破除了“礼仪信仰”的全部基础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
简言之，这就是陈独秀希望以此改变中国社会的哲学方案。它建立在同时代西方一种极其乐观的观点之上，并且充满乐观地相信启迪的全部过程以及民主政治形式的移植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相似的奇迹。
李大钊*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当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