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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当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李大钊就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在他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期，他就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中西因素奇特组合产物的含糊但意义重大的“体系”，人们可以发现这里李大钊重复了释迦牟尼和屈原**以及爱默生和黑格尔的思想。这个体系的要点体现在两篇文章《青春》［7］和《今》［8］中，它们写于不同时期，但说明的基本上是同一个主题。
*李大钊，1888年生于河北省，在北洋大学法律管理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在刚回国时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18年毛泽东成为该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2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这一时期，他帮助陈独秀和胡适编辑《新青年》，还帮助学生社团编辑《新潮》评论。1920年年底他与陈独秀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实际领导人。1927年4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部队逮捕，并被立即处决。他曾经作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先驱者受到崇敬。
**屈原，楚怀王（前332—前295年）时的大臣，他是非常典型的忠臣。然而由于宫廷内的阴谋诡计，他受到怀疑并遭到流放。在长篇抒情诗《离骚》中，他倾吐了对天命和宇宙的不满。
李大钊说，“实在”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连续变化。从绝对方面讲，这个实在的运动过程是一个绝对的过程。然而，从相对一面讲，实在表现为无数分立的现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万物”）。单个的人自然是相对的现象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像所有其他现象一样是短暂的。然而他的“自我”是绝对实在的一部分，因此“自我”是永恒的。“自我”是宇宙，宇宙即“自我”［9］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是这里暗示了这个绝对实在是绝对精神。贯穿实在的运动过程的是一个由此每个现象都走向它的反面的二重性原则。“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吉即有凶，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10］。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6）
至此，李大钊的哲学完全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尽管经常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李大钊仍然是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与过去彻底决裂，爱默生鲜明的乐观主义及西方“先进的进化论”理论开始显露出其权威性。虽然上述实在的观点总是带有悲观意味，总是导致人的有限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信念，但是在李大钊看来，实在的观点开始与积极的乐观主义相结合。
虽然现象世界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连续变化，虽然青年与老年，生与死似乎是彼此相继毫无意义的重复，但是它的中心，宇宙是永远年轻的。“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11］。这个永恒的青春超然于现象世界的所有变化。“盖天之行也以其动”［12］。
李大钊哲学另一个新奇的特点是他的时间概念。谈论“无穷变化”、“不停变动”的哲学通常否认现在时刻的存在。但是李大钊却说“有的哲学家说，时间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是有些道理”［13］。“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14］。正是在现在，宇宙的青春的精神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作为世界精神一部分的人类精神也在现在具有了自我再生和摆脱过去已死的梦魇的力量。这个哲学的乐观主义色彩，由于李大钊接受了先进的进化论的主张而进一步增强。宇宙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在永远绚丽的“现在”自我更新的力量。
尽管这个思想大部分是受爱默生思想的启发［15］，仍然极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抬高个人。对爱默生来说，世界精神的实现在于个人的活动，对于李大钊来说，个人的意义只存在于世界精神中。关于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注意李大钊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他略懂德国哲学史，他由此形成了与历史发展动力的个人作用观点相对的历史发展动力并非人的作用的观点。中国传统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都为他从容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方面作了准备。
尽管李大钊的思想具有思辨的特质，我们依然很快发现，像陈独秀一样，当务之急———中国的困境对于他的触动比起寻找哲学真理对他的触动更直接。李大钊的全部哲学基本上是他对于指责中国是一个没有更大发展前途的僵死文明的言论的反驳。中华民族与所有民族一样，能够摆脱过去的梦魇，体验现在的新的青春。“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蔽者……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6］。
如何产生这种再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是含糊的，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致力于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他没有依靠个人或明确的社会经济方案产生再生，而是依靠历史过程本身。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当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所有巨变和战争，必定是一场中国必然参与其中的巨大的全球再生来临前的剧痛。由此，李大钊以一种热切期望的态度期待未来，代替了致力于寻找明确的解决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7）
在这里通过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在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期待西方理论上的指导，并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指导。然而，当陈独秀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中国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明确的解决方法时，李大钊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宇宙视角上，盼望某种宇宙解放的行动。我们毫不惊奇，李大钊是第一个接受十月革命的救世主启示的人。
扼要地，这就是1919年前陈独秀和李大钊思想的主要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1918—1920年期间他们思想的急剧变化，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生活的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影响。因为必须强调，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是悠闲的思想家，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愿望深入思考终极问题。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解决方法而正渴望向西方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对自己国家的处境有着深刻责任感的人。因此，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即使在哲学范围内）不能离开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
至1919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变得日益明显，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共和国的思想、立宪的思想并没有使孙逸仙的后继者重整旗鼓，同时，也没有尝试在群众中宣传这些思想。袁世凯之死留下了权力真空，权力被转移到各军阀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军阀操纵了全部立宪机构。正如陈独秀在1919年悲哀地写道：“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17］世界列强仍然继续侵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软弱无能。同时，贪婪的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横征暴敛以及家庭手工业的衰落，造成农民阶级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
陈独秀曾经希望，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摆脱积袭已久的惰怠，开始民主与科学之路。［18］这个希望不久也破灭了。
正是在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气氛中，列宁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并宣布了他的救世主的启示。虽然在遥远的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了震动这种说法是极其不准确的（特别是自从列宁最后胜利占领白宫之后就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有一个人，即李大钊立即响应了列宁的启示。
在李大钊1918年10月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19］，我们已经发现，他抓住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他正在等待的真正宇宙解放的行动。他解释说：“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因此所有国家的界限，所有阶级的差别，所有自由的阻碍都将被打破。”［20］宇宙的永恒的青春精神通过这一行动摆脱了过去的陈迹。用他最喜爱的春、秋作隐喻，李大钊大声疾呼：“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21］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李大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主张，但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了“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22］。换句话说，他依然认为历史过程是世界精神的运动，他依然没有将“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启示包含着接受它的学说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8）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相对较慢，他太坚信他的民主与科学的方案，以至于被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由此，在刊登李大钊欢庆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文章的同一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克林德碑》［23］。似乎是在热切等待1918年巴黎和会休战协定期间，北京民众借此机会拆毁了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存在长期以来被爱国的中国人视为一种耻辱。陈独秀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他对此次事件及义和团运动本身的意义的看法，他说克林德碑的确是中国的一个耻辱，但是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耻辱。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力量是道教的迷信观念，佛教超自然的幻想以及儒教权力主义者的奴性。不幸的是，这些力量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仍然是进步的障碍。他总结说：“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希望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24］当然，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不如说更接近于伏尔泰，因为没有提及外来帝国主义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即没有试图进行“阶级分析”。像伏尔泰一样，陈独秀在他的国家传统文化明显缺陷中发现了他的敌人，并且像伏尔泰一样，他大声疾呼“我感到羞愧”。
虽然如此，对于俄国革命的兴趣在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深化。如果在立即接受俄国革命启示方面，李大钊是独自一个人，那么在对俄国革命兴趣方面，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大国，由一小群人完成的历史巨变的壮观场面*———西方自己进攻自己的壮观场面———不会不唤起最广大范围内人们的最广泛兴趣。由莫斯科发起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攻，不一定以它们影响西方保守者的同样方式影响传统思想的中国人。相反，有证据表明，它在许多人中引起了某些补偿的热情。*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如陈独秀那样更极端的代表之外），对西方既是所有启迪的源泉也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这样的事实感到极大的困窘。然而，现在有可能从一个西方的角度评价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结果是，当孙逸仙卷入获取政治权力的实际斗争时，他不能不对列宁的成功特别感兴趣。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真正建立之前，孙逸仙就领会了列宁的政治哲学。**
*中国人很早时候就表现出对俄国的兴趣。19世纪著名翻译家林纾将托尔斯泰的著作译成文言文，伟大的改良者康有为被彼得大帝的个性所吸引。特里悌亚可夫（Treti…akov）在他的《谈实话，一部中国的圣经》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俄国文学对20世纪初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新青年》上也有大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及其他人的译著。这种特殊的吸引力无疑源于中国与俄国形势的某些相似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脱离农民群众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完全直接地说到了他们心里。此外，两国都遭受了一大堆相似的政治弊病。因此，在俄国进行的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无论它的性质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被思想上政治上鲜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兴趣予以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9）
*陈独秀在他的《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文中，提到在俄国革命之后，最大的保守党进步党开始用社会主义的字眼攻击军阀。
**在俄国革命之前，孙逸仙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教导理论中政府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观点，他主张“中国人几个世纪处在专制的统治之下，长期的精神奴役的痛苦不会立刻治愈。政治教导阶段在他们的头脑中去除这种落后的陈腐观念”。在这个教导时期，相当于列宁的“职业革命者”的是那些起到启蒙和创造作用的孙逸仙称为“先知者”的人。孙逸仙所说的“先知者”是像传说中疏通九河的大禹和修建长城的秦始皇那样的人。鉴于这些观点，毫不怀疑，即使在1923年会见俄国代表之前，孙逸仙就聚精会神地关注列宁的政治方法。列宁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党的纪律的概念以及精英分子革命的说法似乎正是孙逸仙概念中所缺少的。因此断言，早在陈独秀或李大钊之前，孙逸仙就把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方法来理解并不为过。据汪精卫说，在十月革命后，孙逸仙立即给列宁发去贺电。参见YasushiOkubo，ThirtyYearsofChinesemunism（1949Tokyo），p。31。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这种广泛兴趣最早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5］李大钊很快认识到，人们完全忽略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可能依据的学说假说，就不可能接受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研究会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同时，尽管陈独秀似乎并不积极参与研究会的活动，他仍然以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对研究会给予了默默支持。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学生，其中许多人如张国焘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毛泽东，后来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开始时，研究会似乎只是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是研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变得如此重要的那个学说的研究会。刊登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专题讨论中不是充满了激烈的派别之争，而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争论。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写作态度更冷静。他在文章开头坦率地表露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文如下：“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架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26］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惊奇地发现，它基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愿放弃他的人类精神是人类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主导力量的观点。他没有把俄国革命本身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潜能的明证来欢迎吗？他愿意承认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伴随人类精神的转变，否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是毫无结果的。（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将产生人类精神的转变的观点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后的分析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前，宗教和政治是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制度的兴起，经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