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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
不利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
人，开展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
说：“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
要往白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
“你这是逃跑主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
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
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
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
不对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
道：
“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
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
加谨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
前的恶劣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
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
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
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
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
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
众工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
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 年6 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
秘书长龙承绪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
界的蛤蟆山。6 月14 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
文中这么叙述：
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洪
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
饭。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
入城市地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
乡。于是。。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
班长、医师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
要他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
饭，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
“红军离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
只有向国民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
还有。。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
陪同我们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
陈洪时的家里，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
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
要报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
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
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
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
重地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
下，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
保一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
之中，湘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
方部队。6 月20 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
家看看，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
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
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
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山，联系失散的同
志。7 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湘赣边“棋
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书记的
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司令
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
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 年抗日战争
爆发。1938 年2 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
赴抗日前线。
1938 年9 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的谭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
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
监委主任、省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
务。1963 年，调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 年1 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
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 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
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
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
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
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主要任务是督促
征粮、扩军工作。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
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
士很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
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
寻求外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
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
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
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
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
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
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
人选。
1937 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
采访，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
英的战友们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
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
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
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
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
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
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
盾；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
月七日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
吱县他出生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
获取社会一切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
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
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
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
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
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
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
在红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
切余下的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
长。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
项英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
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
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
建屏、杨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
务。
1934 年10 月10 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
转移”命令。
命令指出：
“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
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
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
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
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 月10 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
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
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
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
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
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
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
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
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
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
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
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
减少下
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
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
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
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
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
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
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
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
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
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
这样说：
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
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
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
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
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
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
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
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
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
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
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
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
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
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
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 年11 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
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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