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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
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
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
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
可以消灭更多
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
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
马牲口。战斗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
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
去领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
李鹤鸣回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
军队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转变仅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
团作战方式，仍然进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
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
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
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
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
但项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
还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
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
迅速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
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
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
一次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 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
斗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
岭坳一带游击（约一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
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
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
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
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
展开，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
动，等到我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
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
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
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
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
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
了局势的严重性。
11 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
散，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
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一个指示，以中央分局的
名义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全
都分散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游击区。中央分局机关和第二十四师部分部队，以
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迅速转移到上坪地区。
危急时刻，遵义传来一道电波
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
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
联系。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项英情
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
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
权。地主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
主作掩护；如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
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
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
们说：“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
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
并在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
仙从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
祚调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
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
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
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 年底，尚未
出院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
起是很危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
员，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
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他们分布在中央
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后来成立的
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县集中，
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 月和12 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 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
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
人员，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
部分常用药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
是个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 年1 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
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
中说：
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
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
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
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
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
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
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
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
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
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
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
员的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
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
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
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
“野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
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
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
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
安置伤病员事》这样写道：
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切需要，
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战争，
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土
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
牲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
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
经常检查，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
（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
（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
（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
（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
（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
（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
（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
（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
员受危险；
（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
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
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
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后来我
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会抽烟。
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
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
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
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
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
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
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
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
何叔衡同志年纪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
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
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
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
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
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
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
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
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
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
副主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
体弱者转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
塘村，陈毅再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
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
陈毅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
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
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
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
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
要投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
枪毙反革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
他能把我抓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
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
间，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
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
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
是元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
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 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
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
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