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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
听不进。
就在项英2 月5 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
的中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
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
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
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
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
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 月28 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
红四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
腹地、危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
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
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
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
原则。
（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
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
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
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
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
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
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
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
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
防御，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
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
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
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
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
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
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
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
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
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
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
生力量。（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
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
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
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
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
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
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
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
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
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
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
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
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
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
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
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
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
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
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
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
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
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
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
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
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
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
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
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
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
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
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
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
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
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
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
已达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
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
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
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
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
星，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
上，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
移的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
宁都起义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
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
对他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
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
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
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
战略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
苏维埃政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
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
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
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
剧团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
幕”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
真相的人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
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
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党政府
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
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
己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
们能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
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
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
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
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
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赣边秋收
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 年
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
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
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
央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 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
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
战。
（2）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
边坚持游击战；
（3）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
区向东江发展；
（5）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
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
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
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8）留独立六团在赣南
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
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
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
凡。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
这最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牺牲》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
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
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
的护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
回忆录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力走了，谢
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们两人
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
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
四句：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
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
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
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
支曲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
好，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
对中央、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 月10 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
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
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 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 月21 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
请中央给予指示。
23 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
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
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
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
而南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
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
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
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
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
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
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
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
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