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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
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
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
是掩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
中队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
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
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
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
敌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
我没听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
一次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
在大余活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
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
来仅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
——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敌惊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
后一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 年3 月9 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一
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已经突围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
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 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
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
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
伍全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
十人。我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
过来再打。和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
不到。这时看见山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
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
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
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
到山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
是那么积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
书籍、机器、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
找项英，他是中央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
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
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
人起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
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
冲散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
的归庄，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
“红军万岁”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
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
《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 年5 月加入共青团。1923 年7 月转党。早年在
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
委员。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
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 年
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 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
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
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
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
二十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
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
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
3 月9 日下午3 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
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
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
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
嶂。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
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
一阵，但一直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
我牺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
李翔吾、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
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
大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
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
千辛万苦，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 年3 月31 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
人从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
织上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
万一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
们几个年轻战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
得难过，真想去找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
以为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
之前，首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
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
有棵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
低声说：“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
的同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
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
中弹。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
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
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
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
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 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
年夏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
副处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
员、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
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
谋长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
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天，敌人
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处是
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
了，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
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
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
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
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是
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
长郭如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
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
放出来，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
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
导团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 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
英失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
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
子，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
长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
赣粤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
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
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
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
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
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
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
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
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
有什么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
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
又打听到老首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
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
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
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
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
然，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
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在往油山途中，项
英、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
击区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
后，陈毅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
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
瞿秋白、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 年7 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
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 年4 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
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