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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他这次还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场的青年军人鼓起了掌，他们被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征服了。
周恩来面对临时公众——王曲青年军官的不怀好意的邀请，冷静分析军官的思想动态，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心，毅然赴会，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青年军官，充分显示了有效沟通的公关艺术。
杀机四伏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一心想营救西安事变后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不顾大局，竟将主张和谈、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打死在家中。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情况来得突然，危险迫在眉睫。但周恩来毫无惧色，猛地站起，一拍桌子先发制人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几个青年军官原是一时冲动，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救回他们的司令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满腹怒气。现在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不对，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说服了这些人，事情远未平息。此时西安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西安城，杀机四伏。
周恩来沉着镇定，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带李克农、刘鼎赶往被害者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一边慰问王以哲的家人、亲属，一边安排李克农等料理后事，设置灵堂，祭奠死者。王以哲夫人激动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军深受感动，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消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少壮派等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扎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离西安仅几十公里的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肇事者必须离开西安。
怎么处理这些少壮派又成了一个问题。杀害王以哲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此时也慌了，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请周恩来提看法。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便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3）
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平息。首先，周恩来痛斥了杀气腾腾的青年军官，指出他们错误行为是仇者快、亲者痛；其次，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被害人家中哀悼，谴责了肇事者，安慰了生者，又用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对王以哲及东北高级将军的态度，使“中共指使刺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其次，周恩来采取果断行动，让孙铭久等三人离开西安，避免报仇的官兵兵戎相见，酿成内战，又使在西安事变中有功的少壮派其他人相信共产党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这三个步骤，充分照顾到了三方公众的心理要求，理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
当众怒斥特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因国共谈判而在重庆住了很长时间。蒋介石的爪牙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制造反共事件，逮捕进步青年和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常常遭到特务们的跟踪盯梢。每当身边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敌意公众”，周恩来也采取出其不意，突然揭穿他们面目的方法，让这些“不速之客”在广大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敢生事。
1946年的一天，“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详情。正在这时，保卫的同志悄悄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大门口来了好几个持枪的特务。”周恩来一听大怒，同时想到这是记者招待会，不如当面揭穿这些家伙的面目。便大步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特务一看身份暴露，自觉在中外记者和众人的注视下难呆下去，一溜烟地跑了。
还有一次，蒋介石指使其爪牙，欺骗了一些青年学生，制造了一场反苏反共游行的丑剧，并且派一群暴徒冲击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我工作人员。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当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事情的真相。会场设在一间大房子里，楼上就住着特务。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暴行，然后气愤地指着楼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我这楼上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那些揭露蒋介石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赶快去汇报吧，就说是我周恩来说的！”会场的记者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钦佩地望着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1）
抓住要害，旁及其他：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
不能预料的突发事件从时间、起因、范围和处理方法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时内突然爆发的事情，起因简单，牵涉的公众不多，处理时着眼于制止，主要靠随机应变，姑且称为短促突发事件。另一种虽然发生是突然的，但苗头早已存在，原因由来已久，涉及的公众多而复杂，处理时要着眼于全面，不可能马上根本解决。在处理这类发生突然但消失缓慢的突发事件的公关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关系，复杂的人事，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行的方法是弄清谁是最主要临时公众、临时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围绕这两点，抓住中心问题不放松，就能找到解决事件的钥匙。
在周恩来经历过的突发事件中，西安事变算得上是一次发生突然但结束缓慢的大的突发事件。在事变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参加处理此事的全权代表，运用了他那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和张学良谈心，与蒋介石谈判，做东北军官兵的工作，把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主张通过高超的公关活动，变为实际行动，终于使事变朝着于人民、民族有益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一场险将危及全国的大内战。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公关活动中处处显示出巧妙的公关艺术，如谈判的艺术、说服公众的艺术、宣传的艺术、演讲的艺术等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的公关活动史上，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应付突发事件的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值得大书特书。成功的关键是周恩来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一两个小问题而转移注意力，始终抓住最主要的公众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处理与事变相关的人事和问题。这是一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公关艺术。
事变骤起，谁是主要公众
各路公众纷纷亮相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下，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人。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像平地一声春雷那样突然爆发了。
一时间，西安吸引了与事变相关和关心事变的各方公众的注意力，他们纷纷表示出自己对事变的态度：
事变发动者张、杨所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两位将军的义举；也有一部分军官情绪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投靠南京；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则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
南京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两派：亲日派何应钦等，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于死地，自己替而代之；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站在南京国民党两派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它灭亡中国的野心，因而它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除公开威胁亲英美派外，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英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自己不利，因而支持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英美驻华使馆在事变发生后，一直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派人到西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密切关注事变的动态，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耍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
西安的群众热烈庆祝捉蒋胜利，拥护张、杨的抗日主张。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都支持张、杨捉蒋兵谏，但对如何解决事变有不同看法。
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欢呼抓蒋胜利，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闻讯大呼“打倒蒋介石！”
一场事变牵动各方公众的心，有反对，有赞成，也有观望。
当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之邀，来到古城西安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
谁是主要公众
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形形色色登台亮相的公众，周恩来始终抓住一个中心——事变的主要公众，并由此入手展开政治公关活动。
谁是事变的主要公众？周恩来从事变发生的远由和近因进行分析，对事变有着清楚的认识。
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占领热河、觊觎华北，胃口大到旨在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大声疾呼，奋起抗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抗战，马占山、李杜先后在东北率部抗日，赵博生、董振堂拒剿“红军”起义，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等，都是抗日救国的举动。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