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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恩来认真对待群众的态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了狂热的口号，宣传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口气不像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指示查找这个电台。找了几天才知是东北军学兵队几个青年偶尔发现了个秘密电台，便自编自发了几十条消息，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周恩来没有责备这些年轻人，反而检查自己工作不细致，忽视了对群众的引导，他指示有关同志不要过多批评指责，给他们讲清楚，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耐心说服他们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使国内外尽快知道西安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亲自抓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列搞国际宣传。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由于周恩来的细致安排，认真工作，广泛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快深入人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观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公关活动，他首先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公众，围绕二者进行了全面、细致、周密、深入的工作，或彻夜谈心，或谈判交锋，或耐心解释，或广为宣传，真的是废寝忘食，昼夜奔忙，有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东北军中去做军官们的工作，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段，终于赢得了和平，避免了一场内战，为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开辟了道路。据说，宋美龄在随蒋飞回南京的机上向蒋介石说：“为什么国民党中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如果有，打败共产党就不成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口才、辩才，他的敏锐、机智，他的风度、气质，倾倒了中外人士，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可以说，有很多人，正是从西安事变中认识了周恩来和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人的公关方法与艺术。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
应付突发事件，一般是当时当地解决，尽管这个“当时”，可能长达几个月，“当地”可能范围较大，但总是发生了就采取措施应付。而有些突发事件来得快，结束得也快，不可能随机应变当时当地解决，只能设法补救，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备后患。周恩来很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大批革命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周恩来多年后痛心地谈到这件事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不足，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这以后，周恩来在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方法，并显示出高超的处理艺术。当事情已经发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可能性时，周恩来采取及时补救的方法，使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尽量控制在小的范围内，同时以积极的行动创造出好的结果来。这里我们将叙述周恩来在著名的“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从中看出他不同于前面已叙述过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另一种公关艺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先后遇难。
周恩来一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抗议。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离，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工作，三昼夜未曾安枕。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惨重损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蒋介石武力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既定方案。
事变已经发生，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离渝”。但是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留下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公关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挽回事变的损失。
首先，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和抗议，表示我党对事变的态度。他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发动事变的敌对公众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
其次，利用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以正视听。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周恩来义愤填膺，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事变所写题词，借此向全国公众说明真相。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看，没有登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版面加紧编排印刷，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已送到广大读者手中。上面第二版、第三版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和一首诗：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全国。毛泽东赞扬周恩来巧妙的斗争艺术。
第三，在重庆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用南方局军事组起草而经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在重庆秘密散发。周恩来与中间派人士、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如冯玉祥、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会谈讨论时局，争取了各方公众对我党我军的同情与支持，甚至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这是蒋的排除异己的伎俩。人心的这种变化使“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毛泽东语）。周恩来的努力使公众的天平倾向了我党。
第四，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争取国际舆论。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并随后向蒋介石正式声明，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周恩来又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通过斯特朗在美国纽约一些报刊上披露事变真相；同苏联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公关活动，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我党在军事上的损失虽已无法挽回，但在政治上却赢得了空前的主动。
这些是周恩来及时对外部公众进行政治公关活动的结果。对于内部公众，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动，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不测和损失。为了准备和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对我地下党的同志、党外进步文化人士，除少部分留下外，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对于即将疏散的人员，周恩来亲自一一询问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随时给他们指出漏洞。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社会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
对坚持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并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准备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各部门严格清理机密文件；有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了焚毁文件的炉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出门要请假，两人同行。不当问的事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论党的机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周恩来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采取各种措施挽回损失，清除事变对我党我军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展开了全面的政治公关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说惨案发生无可挽回，但亡羊补牢，以备后患。这也是应付突发事件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处理党内关系的公关艺术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应付自如。——尼克松
一提起公共关系活动，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向外看”，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如何处理好同外界的关系，把公共关系等同于外界关系。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任何一个组织要实现其公共关系目标——建立自身良好的形象和声誉，获得社会各界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首先得从内部做起。内部公共关系是组织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组织开展各类公共关系活动的基础。周恩来的公关艺术，也表现在他对党内关系的正确处理上，既包括党内的纵向关系，也包括党内的横向关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风波，出现过严重分歧和纠纷。但是，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解决了问题，总是作为一个团结奋斗、充满理想的集体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有着重要意义。周恩来入党后，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党内出现的分歧、纠纷，他很少能置身事外，相反，他经常处在党内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为一个寓刚于柔、融韧于忍的政治家，他遇事不走极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常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的中庸态度，扮演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和事佬”角色，为党内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梳理“乱麻”（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遭受了严重摧残。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甚至攻击。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这种状况就像一团乱麻，束缚了许多党组织的手脚。显然，不梳理清乱麻，党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抓住两个“麻团”进行梳理。
第一个“麻团”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比这大得多，曾包括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极端民主化、个人意见、互相猜疑、互相攻击、宗派主义、经济主义、唯成份论、雇佣观点等小资产阶级意识泛滥。1928年1月省委改组后，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再次改组后，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也有不少党员抱着这种情绪：7月后的省委既然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都有错误，都很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
显然，顺直问题这个“麻团”，是一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棘手问题。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所说：“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地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解决。”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由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时，便提议解决顺直问题。同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省委几个领导人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
12月18日，顺直省委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出版。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中共早期论述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件中，周恩来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整顿北方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他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精神，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一部分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要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
其次，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感情。
周恩来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针对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有的不承认指导机关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因为京东四县笼统地反对省委，大家便也笼统地主张解散省委，等等情况。批评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如不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极有说服力地教育大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基层支部，把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实施。
周恩来批评了在反机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他针对有人把反机会主义变成专门攻击个人，以为把犯错误的个人打倒了，或把工作换一下，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因而放松了对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和指出产生的根源与正确的解决办法。指出：机会主义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