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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员。
周恩来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东北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的高潮。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1）
任何公共关系系活动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对于执政者而言，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几乎不存在提高知名度的问题。因此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美誉度，树立起为公众所喜欢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包括沟通信息，使民情上述、国情下达，相互理解，彼此沟通；另一方面是做，包括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既为民造福，自身又廉洁无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人民政府的新形象。在他的二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把自己主持的政府称作“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认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的世纪到了”，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执政期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很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很高。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是值得称道的。请看一看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新中国政府的形象：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这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包括许多内容。为避免与其他章节重复，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
勤俭节约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就在中南海的老式平房里办公。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也是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扩大这个会议室，周恩来不同意。
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动手，将室内隔墙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同志提议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并作了规划，找好了地方。他们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提出了在府佑街两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后，就把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也主张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就这样，国务院办公大楼的建筑计划被撤销了。
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究”、“排场”的思想作风。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对会外宾的会客室，他要求布置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了“四菜一汤”原则。
1951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送给周恩来审核。7月8日送去，当天就批下来了。他指出，接待所用“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具体内容批示了具体意见。例如，《办法》中提出“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他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办法》中提出“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他指示：“数量亦不宜大。”《办法》中提出了用酒的品种，他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朴素节约的精神掌握的。1953年国庆前夕，政务院负责专家的工作部门向周恩来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周恩来审查时，除对宴请程序和宾主名单做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
有的单位在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时，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用当地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这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准备工作的全面情况。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要搞点地方特色，并说：总理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便饭。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
周恩来的行动，在中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了人民政府勤俭节约，廉洁无私的光辉形象。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2）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周恩来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周恩来临时召集的工作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周恩来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周恩来请人吃饭，一般都是一个大锅菜，四周摆几小盘小菜，再加上主食。1963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留大家吃饭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入席后，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他看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周恩来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自己吃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他吃饭，桌子上特别干净，只要桌子有饭粒，他就一颗颗拣起来吃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吃完饭，碗里还剩下一些菜汁，他总是要拿开水泡着喝，尽量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浪费。
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他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和一个汤。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1951年做的。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穿破了就补，再破就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每次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穿旧鞋，夏天是穿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也是一穿就是二十几年。他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恩来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一直到去世。从60年代起，凡属大的国务活动，他也总是使用国产汽车。
周恩来住的是多年失修的老式旧平房。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1959年，主管的同志趁周恩来外出，对住房进行了修缮，添设了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周恩来回京发现后，立即严肃批评，并退回新添的东西。他对主管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我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以后，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此外，周恩来外出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不住高级宾馆、饭店，从不提出额外要求。
60年代初，天津市搞了一个高级宾馆。周恩来恰好到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领导人便安排他住到新宾馆去。
周恩来是老天津了。在车上，他见汽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的方向开，他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呵？”
陪同的天津市领导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周恩来马上就感觉出这里头有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开到老地方去了。那位天津市的领导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他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严于律己延及亲属
周恩来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很严格地要求亲属。
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上个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在民主革命时期用经费支持党的工作，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周恩来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做补贴。
195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除表示感谢外，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又寄信淮安县人委，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25元。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要求也很严格。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3）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就在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到内蒙古去了。1970年12月，周秉建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她迅速回牧区去。周秉建照办了。周恩来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还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后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周秉建最终在内蒙古落户安了家。
周恩来的所有亲属，没有一人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周荣庆是周恩来的侄儿，在国家刚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告诉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儿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周荣庆当了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周尔辉，1960年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1961年，周尔辉结婚，妻子仍在淮安县工作，学院为了解决其两地分居问题，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但不赞成，反而亲自动员侄儿回淮安县工作。经过他的劝说，周尔辉回到淮安县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谈判的公关艺术
周恩来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谈判者。——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
世界是张谈判桌，人人都是谈判者。大到国际政治舞台，小到人与人之间平常生活中的讨价还价，谈判，这种人类使用最古老最广泛的交际艺术之一，作为协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之一，无时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复杂的公关活动，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公众之间经常进行协商、沟通的有效途径。周恩来的一生，有许多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民主革命时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和国民党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经常进行各种外交谈判。谈判，耗去了周恩来无数的心血和智慧；谈判，使周恩来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谈判艺术，如抓住时机，掌握主动，创造条件，打破僵局，坦诚相见，寻找共识，互谅互让等，周恩来因此在国际上得了“谈判高手”的美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的公关艺术在谈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巧者善度
人们常把谈判和下棋相提并论。其实，二者除了都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这点之外，相同的地方并不多。棋有明确的规则，而谈判过程不拘一格、风诡云谲，大多无规则可言，主要靠谈判者的胆识和智慧。谈判，作为对立双方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协调，需要双方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便是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否则孤掌难鸣。怎样判断对方有否谈的意愿，什么时候开谈，这是一个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在谈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提出问题，什么时候作适当让步等，同样也是一个把握时机的问题。谈判作为非单方面的合作行动，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机。高明的谈判者首先就高明在看准“火候”，把握时机，及时开谈，此所谓“巧者善度”。
在公共关系舞台上，有些谈判是在双方已有共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交流、协作；也有一些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为了不同的利益进行激烈的斗争之后，一方无可奈何作出和解姿态，另一方见好就收，双方于是在谈判桌边坐下，舌战取替其他形式的交锋。“见好就收”就是及时把握住了时机，否则，错过时机，争执也许就旷日持久的了。
在国际公关——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不止一次地适时开展我国与外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不断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众所周知的中美、中日建交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