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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两天后，白宝山与谢宗芬一起去取出了赃款和步枪。回家后谢宗芬数了两遍，一共是６５１７０元。白宝山从中拿出５０００元，递给谢宗芬。此后白宝山再也没在北京作案。白宝山在北京犯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１００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１９９７年元旦过去，转眼到了春节。白宝山说春节过后要带谢宗芬去新疆，而且还骗家里说是陪谢宗芬回四川了。
临行之前，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５０００元，他基本没动，并把其中的５万元悄悄交给大弟保存。余下的１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来，带回家中，藏在床下。走的那天，他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远赴新疆（1）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Ｘ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则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装进提包里。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到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白宝山和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倒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１４３团场。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白宝山来１４３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１４３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根据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出去勘查弹药库了。然而，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馆，他决定去１４７团场找他的狱友和铁哥儿们吴子明。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吴子明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白宝山向吴子明介绍了谢宗芬。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在众多的犯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１５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就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５０００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他们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么意思。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不久谢宗芬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找到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打算租下来。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了过来，三人住在这边。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
通过对棉花点的观察，白宝山和吴子明打算买辆摩托车，以方便行动。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万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了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７０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１４７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然而，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有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迟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１０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则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走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的枪支。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过去了。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
远赴新疆（2）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白宝山留在后边。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这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他来不及取枪，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动了扳机。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一跃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白宝山和吴子明见“军人”开车跑了，也撒腿开溜。吉普车向北开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他们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两人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２０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１４１团场，乘坐班车返回１４７团场住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从奎屯铩羽归来后，白宝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的１４１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
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１４１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械库的值班情况。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安排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此，两人找到１４８团场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把撬杠，一长一短，备用。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法是用一束鱼钩，绑上肉，狗一吞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然后再想办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７月５日，白宝山、吴子明坐班车来到１４１团场。下午６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十分不巧，有位老汉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菜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和吴子明。行动前遇到了人，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他的枪法的确很好，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３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枪支弹药。两人出来，又撬开１号库房，结果是空空如也。
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目的。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骑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两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他顿时起了杀心。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开枪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10条人命130万赃款（1）
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
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
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
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８·８案件”发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７·５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８·８案件”现场的弹壳与“７·５案件”现场的弹壳批号一致，都是７５－８１，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７·５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８·８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８月１４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决定将“７·５袭击１４１团场原军械库案”与“８·８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李华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指挥部得到报告后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的习惯。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