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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杰训斥杨万春说，“你们这些畜牲、王八蛋，居然背着我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你们还叫人吗？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你们破坏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威信，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于洪杰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枪口对着杨万春等人。杨万春见于洪杰把枪口对准了他，心里顿时害怕起来，没想到对多年的朋友，于洪杰也会翻脸。狡猾的杨万春此时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咒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一边悄悄地向门口移动。趁于洪杰不注意的时候，拉上了离门口最近的包达山，一块逃离了红旗沟。
2号宿舍这时只剩下了于洪杰、李亮明、王玉生三个恶魔，以及王守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七 名女场员还不知道夺门而逃，也不进行反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的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剩下的六 名女场员见状也拼命的向于洪杰乞求，乞求于洪杰放她们一条生路。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强奸女人的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他妈的人养的。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强奸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6 名女场员。李亮明在于洪杰的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白洁打倒在地上。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强奸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的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的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4 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牙克石林业公安处和喜桂图旗公安局的大批警察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的于洪杰在现场被捕，4 点50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5 点20分包达山、张光祖在牙克石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河南省赞皇县的一个亲戚家。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河南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杨万春终于落网。
6·16凶杀案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一时间，牙克石镇、喜桂图旗以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演绎成叛乱、暴动，把27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以致到牙克石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强奸（3）
在6·16案件中，8 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 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王家兄弟（1983）
王家兄弟案发除夕（1）
1983年2月12日，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
由于是大年三十，中午军医院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所以军医院的大楼、松林、院落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跟在其后十几米，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恰巧此时，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因打算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吴永春见这两人十分陌生，正感纳闷之际，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马上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周化民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问：“那两个人在哪儿？”
吴永春看到的大个子青年站在俱乐部门前，刚才穿着的黄军装上衣，已换成了蓝上衣。那耸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他看起来十分可疑。
周化民又找来汽车司机毕继兵等几个战友，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见此情景想转身避开，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喝道：“站住！”他们把大个子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30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到医院里来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高个子，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耷拉着，说话轻声细语。
“哪个单位的？”“汽车制造厂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
吴永春突然想起失踪的小个子，便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扫视着大院。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装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个劲地左探右望。“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立即从车里蹿出，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吴永春低头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整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偷了小卖部。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于是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而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
此时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都闻讯赶来。刘福山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3条凤凰牌香烟外，还有1把钳子，还有1000多元现金、30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小卖部的人员赶来确认，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福山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福山脸色骤变。这时，小个子突然全身颤抖，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声。
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王家兄弟案发除夕（2）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逃亡（1）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２２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