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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哪康摹！ �
那些复杂的道德规则又是怎样的呢？——它和我们的天性如此不吻合，总是尖锐的告诫我们“你不应该做什么” ——道德的实现借助了五种今天依然存在的特殊社会机制 ：家庭，教会、学校、法律、还有公共舆论。在农业国家中，家庭教会了人们互相联合和互相帮助的作用；母亲带领并教给女儿如何操持家务，父亲则带领并教会儿子如何经营土地，这种双重的领导给家长制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宗教则以上帝的惩罚和现实的报应来支撑了社会的道德戒律。父母和老师通过一些事例和箴言来宣扬道德戒律；他们的权威通过和宗教的联系得到不断加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法律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了大部分戒律的约束力。公众舆论以非议和侮辱来遏制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而以赞扬、褒奖和提倡来鼓励那些好的举止。
在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不断扩张的保护伞下。文学繁荣，哲学昌隆，艺术和科学也开始生长，历史学家记录了国家和民族这些令人鼓舞的成就。男人和女人渐渐发展了温良、友好和礼仪，道德良心和人伦感知，这些品质构成了我们社会传统中那些无形却珍贵的恩赐。文明正是社会秩序造就的文化产物。
如果这些力量形成了社会秩序和文明，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将它们保存下去呢？在现代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劳作模式消失了；个体化的工作和分散的居住使个人主义兴起；思想的自由、乌托邦的渴望、年轻人的反叛使家长制的权威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因为财富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科学研究和历史编撰的蓬勃发展；田野间的躬耕劳作变为工厂中的物理、化学研究和机器生产；完美的现实代替了沉重的幻想；所以，宗教的作用变得更加次要。因为阶级和种族战争；少数武装分子“毫无商量的要求”；负担过重的纳税人的反抗；年轻人和长辈间的代沟；经验和实践的差距；这些都使得教育体系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为不断扩增内容和规则偏见；立法委员的受贿行为；逃脱和藏匿手段的完善；控制力度有限造成的法律实施困难；法律开始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因为分歧、恐惧、冷漠以及财富的左右力，公众舆论的作用也在消减。
于是那些古老的本能不再受到约束，也不再被驯服，犯罪、赌博、腐败、泯灭良知地追名逐利、认为爱就是性的性混乱——这是对男人的放纵和对种族的危害。对抗代替了协商，强力代替了法律，在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中，婚姻变成了一种短期投资，生育也变成了一种不合时宜和不幸。当思想的贫乏使我们的种族在顶部凋谢，过度的不适宜却在滋养着根部。
但我们现在过份的异教倾向可能只是维持着一些并不持久的希望，因为往往物极必反。历史的发展通常是这样：在异教盛行一段时期后，紧接着就会流行清教徒的克制和严格的道德戒律。古罗马尼禄（Nero）和康茂德（modus）时期的道德堕落是发生在基督教上升阶段之后。当时基督教作为维护秩序和庄严的保留资源，受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帝的官方保护。
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 统治下的雇佣兵的叛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欲放纵，最后导致了教会的清洗和道德戒律的加强。英格兰伊丽莎白（Elizabethan）时代的放纵无礼让位于克伦威尔（Cromwell）的清教统治，最后又被查理二世（Charles II）相反的异教作风取代。法国大革命十年间的政府倒台、家庭婚姻的破裂都终结在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对法律、道德和家长权威的恢复中。拜伦（Byron）和雪莱（Shelley）的浪漫异教风格；以及后来成为乔治四世（George IV）的威尔士（Wales）王子的放浪行为之后；是维多利亚（Victorian）时期英格兰的岢严的公众礼仪。如果这些历史规律可以延续，我们或许可以期望自己的儿孙辈成为清教徒。
当然，历史除了在这样的放纵和节制间摇摆外，也呈现出了更美好的前景。我不赞同伏尔泰（Voltaire）和吉本（Gibbon）关于历史是“人类的罪恶记录”的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说对了，历史的确包含着成千上万的悲剧。——但是，经受人生坎坷，越过重重阻碍后，历史也同样保留了普通民众的冷静和明智，世俗男女的劳作和爱恋。还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样的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后者死得疲惫但充实。）历史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永不气馁的对周围宇宙的探索，是艺术家以各种艺术形式表达生活之美，是诗人以细致的语言技巧阐释微妙情感。也是先知和圣徒的想象挑战着我们的高贵人性。
在湍急和污浊的河流中掩藏着错谬和痛苦，这儿是真正的上帝之城。在其中，由于那些奇妙的记忆和传统，古代的创造精神依然存在，人们依然在劳作，在雕刻，在建造，在唱歌。柏拉图在这儿，和苏格拉底讨论着哲学；莎士比亚在这儿，每天都带来新的文学财富；济慈聆听着夜莺，雪莱歌颂着西风；尼采在这儿，继续叫嚷着、演说着；基督在这儿，召唤我们去分享他的面包；……，这许多的英雄们，他们留下来的的财富是我们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的网络中最闪亮的主线。
不要在挑战我们的罪恶面前闭上眼睛——我们要做的是毫不气馁的打击它——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成就中，从我们光辉的遗产中获取力量。现在，让我们坐下来，讲述那些高贵女人和伟大男人的勇敢故事。
第二部分 孔子和谪仙人第2节 孔子和谪仙人
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产生了很多政治家、智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圣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丰富着我们的视野，深化着我们的人性。狄德罗（Diderot） 在撰写1750年的中国历史时说“这些中国人在文物、艺术、知识、智慧、政策以及哲学的品味方面大大超越了其他亚洲人。而且，在一些人看来，他们足可以在这些方面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
孔子，这位出生于基督之前五百年的中国圣人所描写的“古圣先贤”是极具启迪意义的；中国似乎在孔子之前的一千就有哲学家了，远远早于佛主（Buddha）、以赛亚（Isaiah）、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苏格拉底（Socrates）。
和我们的先辈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以传奇故事来解释自身的起源。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述盘古经过一万八千年的努力，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二万九千年前时开天辟地，当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呼吸变成了清风和白云，他的声音变成了惊雷，他的血脉变成了河流，他的肌肉变成了土地，他的头发变成了草原和树林，他的汗滴变成雨水，而聚集在他身上的昆虫最后变成了人。”最初，我们被告知，“人类和野兽相类，茹毛饮血，只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或者，也和我们当代的一些人相类，他们穿着貂皮大衣，喜欢吃生的牛排，自由追逐异性。
传奇还在继续，这种野性的自由被一系列的天帝的传说所终结，每位天帝都统治了一万八千年。经过这一过程，盘古时期的粗民都变成了顺从的良民，大约在公元前2852年，伏羲帝教会了他的人民婚姻、音乐、书写、绘画、以网捕鱼，饲养动物和丈夫，养蚕以吐蚕丝。他的继任者神农引进了农业，发明了耕犁，还遍尝百草，发展了医学。黄帝发现了磁铁；建立了观象台；修正了历法，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历史上有关政府重新分配（也是重新集中）财富的最早记载。所以，就像卡莱尔（Carlyle）将历史视作英雄们的成果，传奇也喜欢将许多代人的艰难进步归因于少数杰出的个人。
三皇五帝的历史结束于商纣王的邪恶统治中，他是筷子的发明者，也纵容自己的人民反抗和暴动；据说，在他的皇宫花园中，总是有很多男女裸身嬉戏。大约公元前1123年，一场革命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中土” （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大半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就像十八世纪的德国。这种半独立的局面，似乎促进了哲学和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在当时，孔子收集了封建时代的305首诗歌，汇集成一本“诗经”
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士兵，面对难解死亡，有着无尽的悲伤：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还有一些欢愉的诗歌是关于士兵返乡；海伦·沃德尔（Helen Waddell）对此有精彩的翻译。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样一个封建时代也产生了中国第一位著名哲学家。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意为“古博真人”——他以一种避世的态度拒绝中国新兴的城市文明，他所著的《道德经》——是一篇关于“道和德”的概论，比罗斯福（Jean…Jacques Rousseau）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类似言论早2300年，老子认为，好的生活方式是避开智力性的工作和诡辩，过一种尊依上古礼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田园生活。
政府应该无为而治，人们以爱与恨的情感冲动来引领自己的生活，使之获得简单而健康的发展。生活不需要太多创新，因为创新和发明只会不断增强富人的财富和强人的权力。也不应该有书籍和任何工业，人们只需要在村庄范围内买卖——更不需要国际性的贸易。
这位年长的大师清晰的描绘了自然和文明间的分域，这也是罗斯福在千年之后提出的犹如山谷回音般的现代思想。自然有自然的活动规则，习俗有自身静默的延续，季节和天空有自己壮丽的行进秩序；这就是“道”，它可以被具体化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岩石和每一颗星辰。它是事物中那种公平、公有的理性法则。如果我们希望拥有智慧、平和的生活，就必须建立起这样的行为准则。（斯宾诺莎（Spinoza）也有类似的观点）这种事物的法则就是宇宙的“道”。而行为的法则就是生活的“道”。在老子那儿，这两种“道”都是统一的；生与死是生命的节奏，而生命是世界的一种节奏。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 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静默是哲学上的一种无为，是对事物自然活动的不干预，这也是各个领域的智者的标志。如果国家失去秩序，最好的匡扶方法不是推行改革，而是进行自我修身，以达致秩序的和谐。如果遇到争端，不应该争吵、打斗甚至挑起战争，最明智的举动是静默的以退为进，用耐心和暂时的屈从赢得最后的胜利。消极有时比积极更容易赢得胜利。在这方面，老子的观点与基督有相之处：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抱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以柔克刚”
所有这些原则在老子对圣贤的描述中达到了顶点。圣贤与圣人不同，这个词带有中国思想的特征，它更多的强调智慧而不是神性。对于中国人而言，理想不是虔诚的皈依，而是成熟而平静的心灵，智者从来不会提到“智慧”或“道”，因为智慧并不能由语言来传递，而只有通过实例或经验来获得。有大智慧的人往往会掩盖自己的锋芒，他会韬光养晦，使自己融于大众之中，他赞同简单而不是渊博，这样使他不会因为新人的挑衅而受伤。他不重视财富和权力，而且会像一个佛教徒那样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退让的哲学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孔子，在他35岁，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年纪，他曾问礼于老子。而这位年长的大师的回答，显得严厉而又意味深长。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中国的历史学家说，当时孔子领悟到了这些话的深刻智慧，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悦。他以新的决心继续前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后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第二部分 孔子和谪仙人第3节 孔子（1）
孔夫子——意为姓孔的至圣先师，他的学生就是这样尊称他的——出生于公元前551年，鲁国人（今山东省）。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年幼的孔子总是在放学后帮母亲干活，以支持家庭。孔子在十九岁时结婚，又在二十三岁时休妻，后来就再没有结过婚。在二十岁时，孔子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他把自己家作为教室，让学生凭支付能力缴纳费用，无论多寡。孔子的讲学方式和苏格拉底相似，是通过口授而非书本来教育学生，他的主要观点是都是由他的学生以并不可靠的零散记录而流传下来。孔子从不攻击别的思想家，也从不浪费时间去驳斥别人。他非常渴望声名和地位，但他也拒绝那些他认为不道德或不公正的统治者授予他的官衔。
大约在公元前501年时，孔子获得一个为官的机会；他被任命为中都宰；在他为政期间；人们讲信修睦；路不拾遗。孔子的继任者是鲁定公委派的一位刑部长官，他很满意于中都这种的局面。中国的史书这样记载：
“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
这一情形实在太过美好，所以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一些反对孔子的人悄悄聚首，企图陷害他。鲁国的日益强大也引起周围邻国的极度。当时齐国一个阴险的大臣还设计离间鲁定公和孔子。他让齐王送给鲁定公一群美丽的歌女，和120匹骏马。于是定公很快沉溺其中，疏远朝中大臣、荒废国家政务，也不顾孔子的苦心劝谏（孔子认为最好的治理原则就是以身作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失望的辞去了官职，和他的学生开始了13年的流亡生涯。他曾很悲伤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的基本哲学观点是什么呢？他希望通过教育的发展来重建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在《大学》中有两段话是他的学生对他的思想的概括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是一种完美的图景；但却忽视了人类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猿猴。但无论如何，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追求的目标，一条可供攀登的阶梯。这是哲学的黄金之书之一：改革应从家里开始
在孔子六十九岁时，鲁哀公成为了鲁国国君，他派了三个官吏去看望孔子，带去了礼物，并邀孔子返回故土。在后来的五年中，孔子过着简朴而尊荣的生活。当叶公来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让他的弟子子路回答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孔子在七十二岁时去世，他的门徒葬之以厚礼，以表达他们对孔子的敬爱之情。其中一些弟子还在墓旁建起棚屋，守丧三年。当所有人都离去后，对他感情最深厚的子贡又独自留下，继续守丧三年，独自在孔子的墓旁哀悼。
现在让我们穿越十二个世纪，从公元前478年来到公元705年。
在中国唐明皇统治的繁盛时期，一天，皇帝接见了一位来自高丽国的使节，这位使节带来了一封用高丽语写成的重要文书，但皇帝周围的臣子没有一人能读懂。
“什么？”皇帝吼道：“你们这么多文官，这么多的学者和勇士，难道找不到一个人能够为朕解忧吗？三天内，如果没有人能够译出这封信，所有相关人员都统统问罪！”
臣子们焦急万分，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纷纷为自己的官位和肩上的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