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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呀您，老哥，我说这话您可能不爱听，但您还得听着，我玩儿的就是这行活。”黄方不紧不慢地说，“这玩意儿是真家伙，别提二千，就是二万也不算瞎要，可惜它是个假的，说是玉吧也算是块玉，可跟当台阶的那种石头也差不多。按理说，新东西您就新着卖吧，没准还值个二、三十块的，可您还给做旧了，旧还没做好给做花了……我其实就是喜欢个小玩意儿，要不您收好了，我再转转去……”
“您也甭转去了，”摊主打断黄方的话，“您是行家，十块钱您就拿走，麻利点儿，甭给我在这儿添堵了。”
第一笔生意迅速成交，黄方估计，这玩意拿到南方去肯定挺打眼，卖个三、五百应该不成问题。他想着，快步向另一处走去。
这一处的摊主是个农民，推着辆自行车，车后带着的大筐里装满着花生，花生中间埋个着花瓶，只露出不多的一块。这也是他早就瞄好了的。
“你这法儿不错，花生里还埋着货呐。”黄方走上前搭讪道，“拿出来看看。”
“您给开个价儿。”
“价儿好说，你得先让我看看货呀，你这么半露不露地让我看什么呀？”
农民小心翼翼地扒开花生，慢慢地将一支花瓶拿出来递给黄方。“好好看看吧，咱老农民不卖假货。”他说。
青花釉里红！黄方的眼前一亮，紧忙接过那只花瓶仔细观看着。胎质、纹饰、造型、釉色、款式，他翻来过去地看着，在心里确认了这是件明朝的清花釉里红颈瓶，只是瓶颈略短了些。他听章教授说过，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瓶颈受过伤，后被高手锯掉了重又修饰过，行话里管这叫“抹脖儿”。他想，这件东西要是没受过伤，恐怕一般人还真说不准这件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
“您这件东西还真不错，”黄方说，“要我看，怎么也得值个七、八十块钱，给一百都不算多。”
“您说笑话呐吧，刚才有人给了我一千都没卖。”
“那你可亏了，您真应该给他。你这个玩意儿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它有个要命的伤。”黄方指着瓶口，说，“您看看这儿，让人锯过了，行话里管这叫‘抹脖儿’。您这是件颈瓶，颈瓶你懂不懂？就是脖儿特长的那种，您看您这玩意儿都没脖儿，让人家看什么去……你也别跟我瞪眼，你想想，这人要是被抹了脖子，还是人吗？那不成鬼了吗，这东西和人是一个道理。”
那个农民被黄方一席话说得开始犹豫了起来。“那您给开个价吧。”他说。
沉默的钟楼 56（3）
“四百。”
“八百。”
“五百，你不卖我就走了。”
“五百就五百吧。”农民将花瓶递给黄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黄方将花瓶放进塑料袋里刚要走，忽然被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叫住。
“大哥，您待会儿再走，”小伙子手里举着件硬木透雕，说，“一看您就是个买主，货卖识家，您看我这件东西怎么样？”
黄方接过那件木雕看了看，又扫了眼那个小伙子，他穿着件夹克，一脸稚气模样，校服领子都露了出来。
“你打算要多少钱？”黄方问。
“您看着给吧，”小伙子说，“这东西怎么也值二百块钱吧。”
这东西不是好来的，但这确是件好东西，黄方几乎可以肯定这东西是他偷来的。他没有还价，数出一百块钱递过去，说，“就这么多，下次再弄东西时小心点儿。”
小伙子呆愣在那里。
黄方回到家里时，见黄圆已经上班去了。他进门头一眼就看到了黄圆放在写字台上的留给他的字条，上面写着：黄方，回家后先洗澡。她真了解他，总是不忘时刻提醒他，别把污秽带进家里。
沉默的钟楼 57（1）
事情就是这样。事情总是这样。人生的重大考验、关键时刻等决定人生命运走向的事情，大多出现在人们还年轻的时候。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你的、令你处于两难之中的，怎样对待吴歌与黄圆的情感问题，在你回京之后，迫不及待地、不容再继续回避地摆在你的面前。再像以前那样搪塞遮掩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法直面黄圆那热望和深情的目光。
回京的路上，你在火车上苦想了两天两夜，心中最后的决定，是你选择了吴歌。因为在吴歌与黄圆之间，除了情感之外，你觉得自己对吴歌还有着一份不可推卸的、沉甸甸的责任，而且你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
那天午后，也就是吴歌欢蹦乱跳地随着她父亲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你心情忐忑地走进了那座而今被黄方装饰一新的院落。到底是资本家的儿子，也许是有高师指点，整个院落还有房间，无处不被装修得高雅、气派，殷实富足、浪漫随意的气韵弥漫其间。
厅房的门开着，但里面并没有人。“黄圆，”你叫了一声。
“我在洗澡，”黄圆的声音从卫生间里飘出来，“你先坐会儿，我马上就好。”
你抽着烟，站在那面巨大的多宝格前，看着眼前那些真假难辨的古董，心中却在反复琢磨着待会儿该怎样对黄圆说。今天一定要对她说清楚，你打定了主意，如此暧昧下去对谁都不好。
等黄圆水灵灵地在你对面坐定之后，你便迫不及待地对她说了起来。像是怕被她打断或是被她提问，你飞快地、几乎是一口气地便将你与吴歌的事和盘托了出来。说这些话时你没敢抬头，你根本不敢与黄圆的目光对视，直到讲完后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那里时，才感到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方面你为自己终于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敢于当面对黄圆说出这一切而感到痛快。另一方面，你却为永远地失去另外一种美好而感到怅然。你知道这种结局对黄圆来说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残酷的，但你只能这样做，因为你不想欺骗她。
你等待着黄圆的爆发，你已经准备好她由于极度愤怒而可能给你带来的一切。因为她的美丽，对你无私的帮助和一往情深。
但黄圆却没有发作，她站起身，缓缓地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像是在问你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这就是我等待了八年的结果吗？”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她却没让泪珠掉下来。“你走吧。”她的语气显得坚定起来。
“黄圆……”见她这样，你反而感到不知所措起来。
“你快走吧。”黄圆说罢，转身走回自己屋里，将房门重重地反锁上。
屋里静极了，院子里也静极了，待你无奈地离开，快要走出院门的时候，听到从黄圆的房里传出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你狠心地走了出去，你知道，这个院子以后你很难再来了，你再不是这里最可信任的人，你背叛了这里的主人。当然，说背叛似乎有些言重，因为你与黄圆之间既没有就感情问题明说过，更谈不到有任何承诺，彼此之间完全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但谁又能说这种感应不是真诚的呢？
不光是黄圆的这份情感，回到北京后，你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吴歌要同你结婚，但你既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八年里，你用你的青春只在北大荒换回来十斤黄豆，那还是连长特批给你的。回京后，你花着父母的钱，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街道办事处招工办那里挤着无数像你一样的返城知青，他们同样在焦急等待着工作机会。你去过那里两次，后来就不再去了，因为在那里除了听到几句牢骚，根本就不会有工作机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开始四处做临时工，学校、工厂、商店、干过很多地方。
这种工作干久了，使你渐渐适应了那种歧视的目光、歧视的话语。你在一家服装厂做配送工时，曾听到几名女工议论你，说，新来的那个小伙子看着还行，但老大不小的了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谁会嫁给他呀？不说是国营工厂，怎么着也得是个大集体的吧。说来也巧，就在那天中午吴歌竟然找上门来。
这一下可炸了，好事的女工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用惊诧的目光紧盯着吴歌。她们实在弄不明白这么一个长着模特般身材的漂亮女孩会找你来做什么。第二天，当她们从门卫口中打听到，那个自称是你老婆的漂亮女孩竟然是中央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时，她们看你的眼神都变了，一时间关于你的议论和猜测成了她们的中心话题。有说你是刚被释放的政治犯的，有说你先前是个大流氓，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把一个女演员骗到手、生米做成熟饭的，不一而足。
你又一次感受到了深藏于人群之中的、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势利。时隔多少年，你还是感觉到你深爱着的这座城市中的某些东西依然与你格格不入。那以后没几天，你便从厂里辞职，另找了一份活计。那是一个全是男人的工作环境，在火车站干装卸工，而且是夜班。
你一般都是在晚上九、十点钟来到车站货场，先在货场角落处的一间小屋里与其他装卸工们会合，听候分配任务，然后各干各的，或若干人一组承包一节车皮。这里领头的是一个叫高成龙的正式工，他长得高大、威武，胳膊上刺着条龙，所有的活儿都是由他分配和检查的。从见头一面起，你便感到他对你很客气，在分配活儿上似乎也对你有所照顾。就在你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高成龙主动向你揭开了谜底。
沉默的钟楼 57（2）
“来来，先喝点儿酒，今儿晚上活儿不多，先不着急干。”高成龙边说边为你斟上了满满一杯啤酒。
平日，每当他们喝酒时你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聊天时也很少插话。你喝了一口酒，掏出一包香烟甩到桌子上，“又来新人了？”
“没有，这几个都是我哥儿们。”高成龙说，“兄弟，我早就想问你句话了……”他故意顿了一下，“你认识叉子吗？”
“什么叉子？”你表情平静，但心里惊了一下。“我不认识什么叉子。”
“不瞒你说，我瞄了你好些日子了。”高成龙说，“你长得特像叉子的一个哥们，像一个人似的。”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还真不知道，我只是见过他两次。”
“你在哪儿见过他，别是看花眼了吧？”
“绝对不会，我看得清清楚楚。”高成龙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海淀那次茬架的时候，他和叉子在一起就站在足球场大门的旁边，聊得可热乎了。”
你默然。
“叉子跟我们哥几个说过，”高成龙继续说道，“他跟那个人是生死过命的交情，他都敬重他几分，他说那家伙主意又多手又狠，玩儿的又特别仗义，还杀人不眨眼呢。”
“肯定是传邪乎了，他不也是个孩子嘛。”你笑着说，“当年我也听说过那次茬架，据说是叉子输了。”
“没错，要说当年这北京城谁听说过叉子打架还有输的时候呀！我们这一伙就是打那儿以后彻底栽了……那天把我打得也够呛，挨了好几棒子，整个脑袋跟血葫芦是的。”高成龙说着分开头发，露出了一条两寸多长的伤疤。“光这儿就缝了十多针。”
“叉子怎么你了，”你问，“干吗这么惦记着他？”
“他瞧得起我，还帮过我大忙……他一次就给过我妈40斤粮票，你应该知道这40斤粮票搁在今天得值多少钱！谁能想到那天下午他就死了……我这人就是这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高大哥，”你说，“要是没别的事我先干活儿去了，你们哥几个慢慢喝着。”
屋外，明月高悬，寒风凛冽，站台上孤零零的停着两节车皮，你知道那是从南方过来的两车零担散货，今晚上就这么多活。你钻进车厢干起活来，心里想着高成龙对叉子那种不忘旧情的忠诚，真的有几分感动。
不一会儿，高成龙领着两个人走过来将你叫到一旁。
“他俩都是当年叉子的哥们，他们觉得就是你。”高成龙说，“我说我不会看错呢，你还是跟哥们说句实话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嘛，”你笑着说，“看来叉子当年还真交了一帮铁哥儿们。”
“我Ⅹ，我是他妈傻，愣跟你这儿充了这么些日子大哥。”高成龙说着，竟像遇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一把抱住你哽咽起来，“哥们，今后但凡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你心头一热，感到眼眶也湿润起来。
“记得那天咱们被打散以后，和我跟叉子一块往外冲的还有一个叫二白子的，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你说，“当我和叉子冲出人群后，回头看他还被好几个人围着，被打得都抬不起头来。”
“那天他可被打得够呛，听说是被抬到医院去的。”高成龙说，“他早就从内蒙回来了，先在建筑公司当工人，现在辞职弄了个包工队，自己当头干点零活，我们常有联系。”
“咱们还是边喝边聊吧，”你提议道，“突然想起些事来，咱们一块合计合计。”
你们几个重又回到小屋里喝了起来。两杯酒下肚，你说道，“高大哥，你是个工人，二白子是工人，我还不如你们，是个临时工。叉子要是能活到今天，估计也就是个工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的父母也都是工人。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结婚有了孩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大概你们的孩子长大后还是个工人。”
“你说的一点不错。”高成龙说。
“就说你吧，”你对高成龙说，“你的父母把升腾发迹的希望起到了你的名字里，但除了用窝头、咸菜把你养大之外，并没有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你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你目前能够做到的也只是把父母的希望刻在了胳膊上。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怪罪你和你的父母，这一切都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实际上，你的父母能够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把你养大，你能够在少不更事时安然度过文革那样的动乱岁月，今天还膀大腰圆地站在这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心甘情愿的活着、活一辈子。”
“当然不想，”高成龙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你说怎么干吧，我们都听你的，不行我明天就辞职跟你一块干。”
“那好，咱们今天就算是说定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几只酒杯碰在了一起。你说道，“干是干，但不是蛮干，更不能一闭眼辞了职就算完事，咱们还年轻，还有时间，要善于利用现在的政策和机会，帮助咱们发展。”
“那你说咱们现在该干些什么？”高成龙说。
“就从你这儿干起，”你说，“你可不能辞职，我打算利用你在货场工作的便利，在外面办一个货物托运站，现在这方面的服务太差了，我观察了好长时间，想了好长时间，这个生意肯定红火。你就负责提供信息，告诉我们什么货到了运不走、发不出就行。先弄上两辆汽车把车队搞起来，以后再把二白子的工程队拉过来，慢慢把事情做大，成立个公司，到那时你再辞职也不晚。”
沉默的钟楼 57（3）
你一项一项地说着闷在心中许久的计划，直说得高成龙他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那一夜，你们全都喝醉了。
沉默的钟楼 58（1）
或许确有一种爱情是以相貌和身体作为猎取对象的。它选择和挑中的人往往是由于此人有着一种对他或她难以解释的诱人魅力，或是由于他或她的眼睛、嘴形、身材，甚至仅仅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就足以使对方产生一种莫名的向往和冲动。当然，如果对方还有其他一些容易令人失去清醒、产生晕眩的东西，比如地位、财富甚至于国籍，那就更易使对方迫不及待和全心投入了。
索燕便碰到了这种情况。那是在她与李全明平静、稳定的生活了一年多、并有了一个女儿之后发生的。
那天午后，她回家去看望父亲，见一位警察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正在与父亲谈话。她并没有理会他们在谈什么，只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便到厨房忙去了。不一会儿，父亲来到厨房对她说，赶紧准备一下，多买些菜，快去快回，马上会有客人来。等她买菜回来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铮亮的、带有使馆牌照的轿车。进屋一看，见有两个陌生人正在同她父亲聊天，其中还有一位外国人，中国话说得很地道。通过父亲介绍她得知，那个外国人是德国一个贸易代表团的团长。那个外国人用当时她还很不习惯的动作亲吻了她的手，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他的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颀长的身材，灰白色的头发，天蓝色的眸子，潇洒而又文雅。他的名字叫韦顿。
索燕是用饺子招待他们的，醋里放了不少辣椒油，吃得他们满头大汗，连声说好吃。席间，索燕得知，韦顿的父亲和她的父亲在年轻时是非常好的朋友，曾经同学和同事多年。她父亲是1947年回到中国的，韦顿的父亲在解放前也曾来到中国一次。他父亲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