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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发现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地区，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将与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合力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于是令其第11兵团部率第105军等部坚守张家口；令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令第104军和第16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令第13军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第101军主力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门头沟一带，第92、第94、第62军由天津、塘沽地区调到北平，加强北平周围的防御。
12月6日，张家口之敌第35军东撤。宣化敌第101军第271师企图逃回张家口，第二天即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1纵队歼灭在河岭子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宣化。7日，敌第35军东撤到新保安地区时，终于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2兵团主力及第12旅等部包围。10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怀来、南口之间进攻，13日占领康庄、青龙桥等地，歼灭西援之敌第16军。
怀来敌第104军西援受阻，其后路又被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切断，在横岭、白羊城地区被歼。至此，傅作义部队主力分别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西逃之路被切断。
为防止敌人从海上南逃，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令，东北野战军第3、5、6、10、11纵队在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的配合下，迅速包围北平，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第1、2、7、8、9、12纵队于20日至25日间向平、津、塘之间挺进，包围丰台、天津、塘沽、芦台诸敌，堵死了平、津之敌从海上南逃之路。至此，人民解放军东北和华北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指示，仅用20余天，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个不相连的地区，为进一步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战役的第二阶段是从1948年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围歼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
完成分割包围以后，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决定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即先打新保安、张家口和塘沽之敌，再歼灭天津之敌，最后解决北平之敌。
12月21日，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经11小时激战，全歼新保安之敌第35军2个师共1。6万余人。预见到消灭新保安之敌后，张家口之敌可能突围逃跑，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派1个纵队增援张家口。不出所料，张家口守敌第11兵团5个师、2个骑兵旅共计5万余人于24日向西南和东北突围，被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全部歼灭，解放了张家口。
按中央军委的原定计划，东线应歼灭塘沽之敌。但由于地形不利，不便切断敌军退路，前委建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先不打塘沽，改攻天津。
天津有蒋介石嫡系部队10个师约13万守军。守备司令陈长捷为固守天津，构筑了长达42公里的环城工事。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强攻天津。根据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工事情况，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3日至12日，人民解放军攻津部队扫除了外围据点。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击退敌人数十次的反扑，至15日下午，终于全歼守敌，活捉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塘沾守敌5万余人见大势已去，于16日乘舰由海上南逃。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
1949年1月16日至31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争取了北平和平解放。
天津战役开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下也曾与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接触并谈判。天津解放后，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傅作义20万守军围困城中。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提出两个条件由其选择：一、放下武器投降。二、离城接受改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心率部起义。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北平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至31日，北平守军陆续出城接受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他战场上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全军部队进行整编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于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
早在1948年11月，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原来的旅一律改为师；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所属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建制。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野战军共4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兵团及军、师、团均按统一的序号排列。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东、东北、华北军区及由陕甘宁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也都以所在地区的地点命名。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呼，虽然早在1945、194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和新华社的报道中出现过，但各部队的番号仍不完全统一。11月1日的《通令》对此作了规定，即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等等。
1949年春，各部队先后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进行整编。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张宗逊，第二副司令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辖第1兵团（第1、第2、第7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2兵团（第3、4、6军）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辖第3兵团（第10、11、12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4兵团（第13、14、15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5兵团（第16、17、18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辖第7兵团（第21、22、23、35军），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8兵团（第24、25、26、34军），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第9兵团（第20、27、30、33军），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10兵团（第28、29、31军），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政（后任副政委），参谋长萧克，赵尔陆。辖第12兵团（第40、45、46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13兵团（第38、47、49军），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萧华；第14兵团（第39、41、42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驿；第15兵团（第43、44、48军），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
华北军区原辖之第1、2、3兵团，依次改称为18兵团（第60、61、62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5月改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9兵团（第63、64、65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第20兵团（第66、67、68军），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另第69、第70军，仍属华北军区建制。
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司令员膝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直属总部。
另组成第19军（兼陕南军区）、第58军，属中原军区；第50军，先属东北军区，后调归第四野战军；第32军，先属山东军区，后改归第10兵团。
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番号不变，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各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一律改为特种兵司令部。
原有的5个一级军区，除中原军区于1949年5月同第四野战军合组成华中军区（12月又改为中南军区，领导人均由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兼任）外，其余4个军区无变动。各军区的领导人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副政治委员李富春，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周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自1948年3月离开陕甘宁边区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及胜利后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时到达北平。在北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及其他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共1000多人，前往西苑机场迎接。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检阅式。5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军乐声和欢呼声中入场，同各界人士和代表一一握手。当50门60毫米迫击炮同时发出照明弹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乘指挥车检阅部队。受阅的野战步兵、警卫部队、坦克、榴弹炮、高射炮、摩托化步兵等部队列满整个机场跑道周围，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此后，北平成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定为首都。
全国解放战争（1945。9—1949。9）
国共两党北平和平谈判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已被消灭，剩下的兵力仅220万人，其中正规军130万人，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且主要盘踞在几个中心城市，已无力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军事上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同时，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面临崩溃。国统区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经济失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地奔赴解放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更加尖锐激化。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第一批头等战犯43人的名单，并声明予以惩办，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中上层的极大恐慌。同时，军界高级将领对蒋介石的指挥无能和用人不当也公开表示不满。蒋介石已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完全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保存残余的反动势力，赢得时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出求和声明，提出要在保存国民党宪法、宪政、国体、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企图卷土重来。
中共中央一方面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于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痛斥了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另一方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的“求和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并提出了中共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中共愿意在这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坚决拥护，给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以沉重打击。
1月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做出决议，“愿与中共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双方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这一无理决议当即遭到中共的断然拒绝。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即发表文告，声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南京行政院于同一天宣布，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为和谈代表。1月23日，李宗仁又令行政院施行所谓七项“和平”措施：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例外）；裁撤勘建大队，交国防部另行安置；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在俄乱期间抵触勘乱法令而被封的报刊杂志；取消特种刑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人民非依法不得擅自逮捕。
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加紧备战。
蒋介石早在“引退”前就已拟定计划，准备利用和谈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国民党军400个师200万人，并重新部署兵力，加强台湾、上海、东南沿海、华中、西南等地防务及长江防线，以确保江南半壁山河。
中国共产党为了以真和平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没有拒绝李宗仁的和谈要求。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
“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派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的军事力量。”2月14日，中共在北平接待了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出面的“上海和平使者团”16人。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了“和平使者团”，双方就和平谈判及其他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项为基础”的八项非正式协定。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平谈判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和平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在北平进行。
3月29日，国民党政府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和平谈判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
3月30日，国民党决定了和平谈判的五项基本原则：一、停战需在和平谈判以前实现；二、国体不容变更；三、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五、土地改革等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行土地革命。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北平谈判开始，双方首先交换了关于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的意见，国民党代表要求对战犯从宽处理，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过江。此间，国民党继续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4月1日，南京发生了镇压学生要求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实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