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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形势，提出了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即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是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所做出的科学决策，也是邓小平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基本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强调军队建设要适应临战状态。
由于六七十年代国外与国内，客观与主观的复杂原因，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曾一度估计过分严重。由于认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全国备战，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转移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上来，这就要求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由随时准备打仗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要求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这一转变。而要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必须对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危险做出正确判断。
从1984年11月中央军委座谈会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指出，我们讲战争危险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有了新判断，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才能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打世界战争，只有两家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但两家又势均力敌，特别是核武器，拥有量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对谁都没有绝对优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各自的全球战略布局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战略布局的任务都远没有完成。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成为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需要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来加强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这一科学判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长期准备。为具体贯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会议还做出了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有关的一系列决定。这次会议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做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为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对我军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此我军开始了以加强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军事工做出现了新面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全国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与此同时他们为了篡夺军队的领导权，打击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干部战士，在军队中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英勇战斗，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参与缔造人民解放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立案审查，被无辜戴上“军阀”、“土匪”、“军内走资派”、“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长期隔离，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和亲友受到株连，惨遭迫害，后果极为严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7月16日到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也为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党组织，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错误结论。三中全会后，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中央及时批准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假案平了反，发出了为彭真、陆定一等平反的文件。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又给因刘少奇冤案而受株连的数万人平了反。此后，中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正确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陆续发出文件，为这些同志平反。其中关系到军队同志的有：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决定撤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报告，为受审人员平反；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的矛头直接指向曾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公开平反；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等等。党中央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
除了上面中央批转的有关文件外，较重要的还有：197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党委为创造了“郭兴福练兵法”的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彻底平反的决定；5月28日，总政作出《对1966年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的决定》等。对“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受审查和处理的人员，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认真复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被平反昭雪的有26000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为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诬陷迫害鸣不平，对当时的“左”的错误不满等原因而被错误判刑的案件，被平反纠正2600余件。许多虽未立案审查，但因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都得到了平反。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精神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作了部署。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799人，对被错划为中右分子的11000余人都作了改正。随后，又对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17000余人作了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大量的又是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造成的。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推进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中国和越南两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曾提供了无私的巨大援助，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牺牲。但是，越南政府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维护和平、主张正义的中国看成是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恶化同中国的关系，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吞食中国领土。为此，我人民解放军驻广西和云南的边防部队，根据我国政府的命令，对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中越之间的边境战斗，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的。我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的。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把昔日作战的印度支那战友当作鲸吞的对象，先是控制老挝，继而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当他们的这种侵略行径遭到我国理所当然的反对后，便把中国看成它实现扩张野心的主要障碍，把往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他们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派出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埋地雷，设路障，开枪开炮，袭击我边防哨所和火车，使我国军民每天都有人遭到伤亡，大量居民无法进行和平劳动，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挑起的边界冲突事件，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9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8起，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南军警武装挑衅700余次，入侵160余处，打死和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特别严重的是，1978年夏天，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越南领导人一再叫嚣要打败中国。
越南当局的险恶目的是，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得安宁的状态，威胁我国的安全，损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发布声明，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声明说：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从我国广西的凭祥、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展开的。我边防部队奉我国政府命令，在有限地区、时间的规模内进行了有限度的还击。参战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勇作战，击退了入侵的越军。迅速摧毁了越南针对中国构筑的各种军事设施，给予越军几个正规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以沉重打击。至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要点。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于是，从3月5日—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从2月17日至3月16日，历时29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民兵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光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添了荣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捍卫了国家和领土主权，保障了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人民解放军参加抗洪救灾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气候变化大，几乎每年都有局部地区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个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具体体现。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曾先后出动了上百万名干部战士同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了多次抗洪救灾斗争。每次抗洪抢险都是军民团结奋战的壮丽篇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抗洪救灾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
1981年夏季，四川、陕西、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地区，连降暴雨或冰川消融，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驻灾区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立即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奋勇抢救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部队共出动50多万人次，各种车辆1。5万台次，舟船650艘，飞机822架次，抢救和转移群众30多万人，救出大牲畜2。8万头，抢出和运送各种物资26万多吨，抢修和加固加高堤坝9。5万米，为群众修建简易房1。24万多间；派出医疗队185个，医护人员2600多人，为灾区群众医伤治病24万多人次；支援和捐献粮食189万公斤，粮票38万公斤，军衣26。4万套，其他衣物13。4万件，油毡6500卷，人民币8。8万多元等，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当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1985年7月，辽宁省60多个市、县遭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的袭击。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6000多万亩农田及许多工厂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危急关头，人民解放军驻辽宁部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先后出动指战员8。7万余人，汽车3892台次，舰船351艘（只）和飞机18架次开赴灾区，在省市抗洪抢险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抢险工作。他们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战，连续战胜了辽河4次洪峰的冲击，救出群众5。2万人，抢修加固堤坝16。4万多延长米，维修铁路、公路18。2万延长米，抢运物资1。3万吨，帮助群众修复危房3000余间，保卫了盘锦地区和辽河油田，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某师工兵营工兵连以“抗洪抢险爱民模范连”的称号；授予某团通信连班长李秀海以“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好战士”的荣誉称号；给某集团军原参谋长王荣赞记三等功。并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向参加辽宁抗洪抢险的有功单位和模范人物学习。
1991年前7个月，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浙江、贵州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