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军会合，11月4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长征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令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同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取得联系。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但未能达到目的。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以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1道封锁线，25日通过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雨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向西前进，行动非常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敌人第2道、第3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兵力进行“追剿”，并令粤军、桂军9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这时，宜章至湘江间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而且担任“追剿”、堵截的敌军，派系矛盾突出，动作不一。这种情况，若红军机动作战，可以有较大回旋余地。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敌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于12月1日渡过湘江。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20日，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等城。1935年1月7日占领尊义城，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3月，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大军分向遵义地区进逼。在这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18日向赤水方向前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敌军分路对红军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水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根据这一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暂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改取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红军突然向东北进击，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以红9军团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争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向云南急进，27日抵昆明附近，29日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9日，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红9军团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后与主力会合。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月28日至4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川陕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四方面军及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由会理地区继续北进。蒋介石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24日晚先头部队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控制了渡口。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抢渡大渡河成功。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红1师及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主力沿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
在红4团的掩护下，该团第2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敌。至6月1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中央红军渡河后继续北上，占领天全，突破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翻夹金山，向懋功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先头攻占懋功，一部进至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懋功地区，两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进入陕西省锥南地区。1935年7月16日，继续西进。8月3日进入甘肃，11日北渡渭河，17日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
30日，经华亭县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26、红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25、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前情况，提出了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由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的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红军进军甘南的门户。
前进途中，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右路军到班佑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建议张国焘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而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命令已近墨洼、班佑的部队返回阿坝，并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党中央北上计划，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9月10日率红一方面军1、3军先行北上。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就张国焘的错误做出了决定。17日，夺取腊子口。18日，抢占哈达铺。后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转战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0月5日，张国焘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8日至20日，红军南下部队发动绥崇丹懋战役。接着又发起天芦名雅邛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11月19日，在百丈地区同川军激战7昼。1936年2月向西转移，3月进入甘孜地区，红军减为4万余人。
经过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央北上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由总指挥贺龙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共1。7万人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4个多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到达贵州西南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途经青海北上。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高寒草原人稀粮缺重重困难，于9月初进入甘南。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
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由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坚持的路线的正确性，因而迫切要求改变路线，改变领导。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遵义，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就为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博古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们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动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等老根据地，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新的工作方式适应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党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不久，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的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南方八省红军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了党的中央分局及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各苏区的军民坚持斗争。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共5万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克服各种困难，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15个主要地区，坚持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南方各省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调集了数十万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烧杀抢劫等残酷手段，向各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清剿”。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红军游击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苏区损失更加严重，斗争更加艰苦，何叔衡、瞿秋白等领导人先后牺牲。
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1935年春）：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由于初期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主观指导上，没有随着变化的情况和任务而自觉地及时地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在敌人“围剿”和“清剿”时，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争”，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失和削弱，不得不转入游击战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和13日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