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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奋进，为人民所敬仰。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南下准备对“讨逆军”作战
1936年1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目前，“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与我谈判。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10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展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救国。国际和平阵线和在华有着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国政府，也都支持中国停止内战，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和推动全国迅速实现抗日救国的局面，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在“讨逆军”进攻时给以坚决打击，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在上述方针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建议，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一面在全国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停止内战行动，将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的进攻部署。
“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饮，率领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的东路集团军，从东直逼西安；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的西路集团军由西向东，直指西安；此时的东路集团军已有5个师进到潼关、华县。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张、杨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敌西路军。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2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张、杨军主力，给敌以打击；以第32、28军和骑兵1团组成追击军，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和牵制敌人，并配合张、杨所部，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29军保卫定边、盐池；红30军对安边、宁条梁、靖边警戒；第81师调延安。
25日、26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从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故争的战略问题》
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跌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作讲演。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批判了党内历次“左”倾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的消极防御方针及其错误的作战原则。这篇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分五章。第一章写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在内容中着重指出了“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第二章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第三章写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等；第四章写的是：“围剿”和反“围剿”，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内战的主要形式就是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第五章写的是战略防御，详细地论述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问题。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提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抗日战争（1937。7—1945。9）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全国军民士气大振
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建设
山西抗日决死队协同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奋勇抗日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
新四军皖南突围
黄桥决战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新四军苏南反顽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辛奋战
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
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实行精兵简政，准备抗日反攻
全军学习贯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全军开展尊干爱兵运动
全军开展大练兵运动
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发起全面反攻
中共七大召开解放区军民向日军发起全面大反攻
中国人民抗日故争取得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1937。7—1945。9）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华民族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2天，中共中央即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国民政府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抗日救国团体、海外侨胞也纷纷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就国民政府对日方针和立场在庐山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正式确立了抗战的方针。
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起，即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中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等。
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国共合作一直未能正式达成。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才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
第八路军辖3个师，每师1。5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
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等部所组成。林彪担任师长，聂荣臻担任副师长，周昆担任参谋长，罗荣恒担任政训处主任，萧华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第27军、第28军及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一部所组成，圆龙担任师长，萧克担任副师长，周士第担任参谋长，关向应担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1至第4团和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组成。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倪志亮担任参谋长，张浩担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担任副主任，全师共1。3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万人。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任命为主任。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担任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担任第343旅、第344旅、第358旅、第359旅、第385旅、第386旅的政治委员，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
在日军不断增强兵力并大举进攻和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就于8月22日，以第115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红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月3日，第120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115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30日，第129师主力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八路军主力全部开赴抗日战线，活动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在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对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战线的同时，中共中央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宣布南方8省（湘、赣、粤、浙、闽、鄂、豫、皖）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担任书记，陈毅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通知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之竹沟集结改编，并决定以湘鄂赣边的红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1支队，陈毅担任司令员，傅秋涛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第2团；以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3、第4团；以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3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担任副司令员，下辖第5、第6团；以原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等编为第4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余支（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三四月间，第1、第2、第3支队则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又由南昌进到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队发出指示，明确指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据此，新四军各支队于5月中旬陆续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第1、第2支队开赴苏南地区，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敌后。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
为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确立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