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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是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
在报告的最后，邓小平谈到：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
此处，毛泽东做了第六个批注：
“（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毛注。）”
从邓小平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和想到一些什么呢？
第一，邓小平的报告实事求是，切中时弊。毛泽东认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并将它转发全国各地仿行。邓小平的报告好在哪里？好就好在客观地反映了西南地区土改工作的实际，总结了土改工作中的经验；好就好在找出了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就好在报告所述内容很实在、很到位、很中肯。这些，都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引发了思考。他一口气做下了六个批注，这是颇为罕见的批文方式。
第二，毛泽东的批示高屋建瓴，心系于民。建国伊始，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西南局一个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如此关注，如此重视，亲自批注，关怀备至，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执政为民、宵衣旰食的崇高风范。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谨于资政、勤于治事的贤帝明君，如唐太宗经常批阅奏章文件到深夜，甚至将一些重要奏章“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乾隆皇帝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批文，从不间断，在位六十年，直至退位前还“宵旰焦劳”，“不敢怠遑”。毛泽东是当代天骄，却很勤勉，且关注民生。当他看到邓小平报告中提到“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时，慨然批示道：“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其领袖眷民之心，感人至深。
第三，毛泽东同邓小平之间，心心相印，相知相亲。他们一个在京城，一个在西南，想的干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都是心系老百姓的大事。从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到土地改革、减租退押，“斗争异常激烈”。邓小平风趣地将其形容为建国后“西南的‘淮海战役’”，深感“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等等。此话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批示“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这，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的首肯与赞赏。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2节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首肯和赞赏
毛泽东1951年就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首肯和赞赏，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加深。
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云、贵、川地区，民族问题比较突出，少数民族同汉族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如何正确依据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好民族问题，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身上肩负的重任。
195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考察访问。邓小平接见了费孝通，交流了有关民族问题的意见。
邓小平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是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听后，点头说道：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只能加深民族仇视。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
接着，邓小平又说：当然，要解决民族隔阂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听了邓小平这席坦诚的话语，费孝通很感动。接着，费又进言说：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
邓小平就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费孝通听后，颔首称赞。
两个多小时的交谈结束后，邓小平请费吃饭，边谈边吃。邓小平说：
“民族团结很重要。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
“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费说。
“不要说指示，你是先生嘛，欢迎你再来！”邓小平热情地说。
在主政大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民族政策，为做好民族工作、消除民族隔阂、增强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政绩。
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得到梁漱溟等党外民主人士的衷心拥戴和高度赞扬。
梁漱溟是著名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的老朋友。他早年投身于反对清王朝的斗争，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后赴山东筹办曲阜大学，从事教育和乡村自治探索。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41年同黄炎培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社长）。1946年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邀到北京担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兼书院发展基金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
毛泽东曾说，“我同梁漱溟比较熟”。梁漱溟同毛泽东是“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扛”的老朋友，也是一个敢于顶撞毛泽东、无权无势却又堂堂正正的著名学者。
1951年，梁漱溟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亲身耳闻目睹建国后四川的显著变化，感触颇深。梁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于9月3日召见他，在中南海倾心交谈。
梁漱溟向毛泽东报告了他在四川参加土改的情况和收获，并谈及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梁说：
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国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大声地赞同说：
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十分精确。
邓小平确是一个能文能武、文武兼备的全才！
“论文”，邓小平在政治上能高瞻远瞩，掌握政策，无论是整风土改、减租退押，还是城市工商，统战宗教等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
“论武”，邓小平在军事上能驾驭全局，决胜千里，无论是立马太行、挺进大别山，还是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都打得非常漂亮！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这是毛泽东1951年对邓小平的评价，也是邓小平1952年奉调进京的重要原因。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3节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
1952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两年零八个月后，告别家乡父老，奉调入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政府财委副主任。时年48岁。
他是全国大区一把手中第一个调到中央工作的。
翌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小平成了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家理财的“京官”。
俗话说，京官难当。
但邓小平却当得很好，很顺。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财政思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1954年财政工作的著名的“六条方针”，即：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动用国家总预备费用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监察。邓小平的这一工作方针，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确保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当时在财政部工作的王丙乾所言：1954年是“建国以来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
邓小平进京后的工作和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赞赏。从此，邓小平被作为党的接班人来培养了。
他的职务得到很快擢升。1954年4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4月，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层。
为了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八大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二是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宣布召开八大决定不久，4月21日邓小平便给毛泽东送来两份名单。一份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一份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
毛泽东看后，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两份名单。
邓小平既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又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牵头人，从中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与重视。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确定了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重点是“讲建设”。他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当八大的政治报告写出初稿后，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15日、19日，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7月23日到北戴河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并多次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8月20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倾注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对政治报告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作者考证统计，经毛泽东修改的就有21份。
政治报告经毛泽东修改最后敲定后，毛泽东又宣布“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党的八大召开以前，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中组部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八大筹备工作中许多日常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统筹兼顾，日理万机，圆满地完成了八大预定的各项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召开前的预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阐述了以下事项：（一）大会的日程；（二）大会的规则；（三）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四）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五）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在报告中对上述各项问题所提出的意见。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了。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秘书长。
大会秘书长是一个至关重要又极为繁忙的实职，只有公认的实干家才能胜任。中共六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均为资深革命家、实干家，党内的“骆驼”。邓小平出任八大秘书长，足见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影响！
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邓小平主持大会秘书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果断周密，有条不紊，保证了大会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
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经济报告之后，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学说，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了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精辟而又切合实际。未料，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成了邓小平“反毛”的“罪证”，这是后话。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