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屡禁不止、充满活力的伟大创造！
自从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时候，总有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出现。虽然屡次禁止，但禁而不止，一有机会又冒了出来，明的不让搞，就搞暗的。安徽等地农民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农民的落后，而恰恰表明“包产到户”是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农民实际情况的经营方式。
1961年对这种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的最早的地方党委是中共安徽省委（省委书记曾希圣）。他们理解农民的心态，体察农民的疾苦，尊重农民的创造。他们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在安徽部分农村实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
中央领导人中，邓子恢最早支持安徽的做法。随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表示赞成、认可。但中央没有形成共识，毛泽东没有表态。
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深感这个问题关系重大。
邓小平忧国忧民，体恤民情。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总是千篇一律。”
这是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猫论”！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代表时，又适时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是持慎重态度的；因为中央还没有研究，还没有定论。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以国事为重，作为一家之言，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这就是著名的“猫论”的由来！
在这里，邓小平援引刘伯承的话，用生动、形象的比喻，阐释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哲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如果不适合，生产关系就要退回去，“退了才能前进”。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是队为基础，集体生产，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取决于两条标准：一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二是群众愿意接受。总的目标，“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们要一步一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这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提出“猫论”，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甚至还提出：“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现有的生产关系”，“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以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验，是对党内“左”倾政策的批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还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的情况下，邓小平勇敢地向“左”的政策进行了抨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正因为这样，“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可是，在亿万农民群众中，“猫论”不但批不起来，而且越批越热，越批越深入人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猫论”又悄然再起，成为人民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的催化剂，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座右铭！
1984年，“江南猫王”陈莲涛精心画了一幅“双猫图”献给邓小平。画的上方，有一行苍劲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一家爱不释手。
邓小平的“猫论”，蜚声中外！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多变的。
邓小平的“猫论”提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猫论”，当然也有所闻。尽管当时他没说什么，但显然是心中不快的。据陈云后来回忆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这是因为，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同意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内容。党内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有影响的人物，还有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与邓小平有所不同。党内批评“包产到户”的也有，如谭震林等。
包产到户，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农村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农村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调整是必然的，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背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因此，“包产到户”被压了下去。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从“包产到户”引出了阶级斗争。
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盛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这主要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中央领导层中还存有分歧，一待形势好转后就显露出来，使党在探索的进程中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这个波折，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即邓小平所说的“八月会议”。
1962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方面的工作，包括邓小平所说的“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的包产到户问题。
可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随后，这个问题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多次发表论述阶级斗争的讲话，把党内在形势和政策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意见，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把彭德怀对庐山一案的申诉，说成是“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富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他断言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言行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且这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因此，对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1964年2月，毛泽东与来华的金日成会见谈话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显然，毛泽东讲的“搞修正主义”的人当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的话，包括了时任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的邓小平！
对此，邓小平无可奈何，忧心如焚。他陷入冷峻的沉思之中……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2节 毛泽东破例亲赴
机场迎接邓小平访苏归来1962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的声浪日益猛烈的时候，中苏两党的分歧又开始激化了。
1963年7月，在中苏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情况下，中苏两党商定再次举行会谈。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又一次受命赴苏，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7月5日，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苏斯洛夫到机场迎接。两位老对手又握手在一起了！
“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出席宴会，并在祝酒时说道：
“我们希望这次会谈两党能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友好感情的。”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感情到这里来的。我们也真诚希望消除分歧。”邓小平郑重地表示说。
“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欲强加于人的姿态。
“我们之间的分歧一时消除不了，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但不要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至少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你们已经片面地发表了一些东西，已经片面地攻击我们了，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但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表明态度。”
“要团结就必须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性急了，用餐刀敲响菜盘，摆出了“老子党”的架势。
邓小平不甘示弱，郑重声明说：
“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却一直没重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时候总要做出答复呀！”
宴会上初试锋芒，正式会谈时更是一番激烈的较量。
苏共代表团团长、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首先做了一个长达70页的长篇发言，横加指责和攻击中共。
邓小平平静、沉着地听完了苏斯洛夫的发言。在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从容不迫、有理有节地逐一回击了苏斯洛夫的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说：
“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随后，苏共代表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中共代表邓小平、彭真、康生又在会议上作了一轮轮发言，互相进行对抗性辩论，唇枪舌剑，一来一往。
辩论进入高峰之际，7月14日，苏共中央竟违背协议，抢先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于7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公开信》，但在编者按中着重声明：苏共的这一《公开信》“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公开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次之多，举不胜举”……
苏斯洛夫见后，恼怒地对邓小平说：
“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要说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抗议。”邓小平回击说。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心虚地问。
“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会议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邓小平严肃、明确地表达了中共代表团的观点。
不谈了！面对苏共一副“老子党”的姿态，邓小平毫不妥协地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
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告别宴会上，邓小平举杯对前来赴宴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
“好！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赫鲁晓夫欣然作答道。
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会谈的第二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中下台了！他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再也没到中国来。
1963年7月22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一行的归来！
机场上花团锦簇，红旗飘扬，数千名首都各界群众聚集在机场周围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抵京。
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问候，显得十分高兴。建国后，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有两次，这是其中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与满意。
对邓小平来说，这真是一次罕见的殊荣啊！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3节 山雨欲来
邓小平在中苏谈判中取得成功凯旋归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氛围开始升温，党主席毛泽东与总书记邓小平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延伸，时局让人忧心忡忡。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
自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念又从“包产到户”延伸到意识形态等领域中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指责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不切实际、耸人听闻的言论，让党内外为之一惊，很难接受。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毛泽东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他一直充分信任的战友们（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陷入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