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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果真如此。
1975年8月前后，毛泽东因患眼疾，手术后不能看书，就请了一位研究《水浒》的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卢荻给他读《水浒》。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水浒》发表了一些评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关于《水浒》的评论，是一种文学评论性质的议论。虽然评论中讲了“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之类的话，但并没有比附现实政治，具体针对什么人。
可是，“四人帮”的刀笔吏、文痞姚文元，得知毛泽东的这份评论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的这段话，别有用心地把小说《水浒》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操起了他“金棍”的本事，大做文章。为了发挥《水浒》“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其实毛泽东根本没提出什么“任务”——引者注），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 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毛泽东阅看姚文元的这封信后，作了“同意”的批示。
于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中国大地上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拉开序幕了。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两家中央的党刊、党报，明确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路线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文章一下子把评《水浒》同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硬扯在一起，矛头显然是直指主持上半年整顿工作的邓小平的。
这时，在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批评、作了书面检查后沉寂一时的江青，突然活跃起来，她借评《水浒》之机，捏造中央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
8月下旬，江青召集“四人帮”在文化部的爪牙于会泳等人开会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窜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说：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
9月17日，江青召集在大寨开会的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
江青讲了《水浒》后，又说：“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邓小平和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她的两次批评、帮助，说成是对她的“围攻”和“迫害”。
江青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借评《水浒》之机，大批宋江“架空晁盖”，公开宣扬中央政治局内“有人架空主席”，其险恶用心是十分露骨的。
于是，从9月份开始，评一本历史小说居然也成了一场运动，成了“我国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在“四人帮”的鼓噪下，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实际上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8节 康生进谗，奏了邓小平一本
1975年九十月间，康生也不甘寂寞，闻风而动，拖着病躯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大进谗言。
康生时年77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十大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早年是王明的副手，思想一贯很“左”，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案错案，党内口碑很坏。他极力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扶摇直上。他同江青一样，都是残害开国元勋和老帅贤达的迫害狂，心狠手毒，害人成癖。
康生又是一个诡计多端、老谋深算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全看政治气候行事，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不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打入地狱。他与江青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勾心斗角的一面。这一点，人们从康生曾做了一桩异乎寻常的伪装揭发江青历史问题之事中可以知晓。
1975年春夏之交，康生看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江青和“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特别是江青要美国路易斯女士给她写了一本《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震怒，康生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替自己留条后路，就约见了两位可以“通天”的外交部的女青年，讲了一件极为机密的事，要她们转告毛泽东。康生说：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是清楚的。在“四人帮”日渐失势的时候，他来了这么一手，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似乎已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没落命运：陈伯达垮了，王、关、戚完蛋了，“四人帮”又失宠了，自己沉疴在身，已成风中残烛。于是，铤而走险，密告主席，但他自己又不出面，叫两个女青年去说，以免江青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自己也可懒个干净，栽赃给别人。康生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小人。
1975年九十月份，形势又有了变化。康生这个奸佞之徒，怀着对邓小平在上半年“全面整顿”的刻骨仇恨，听到一些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消息，又鼓起勇气，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奏了邓小平一本。
康生见到毛泽东后，问道：“主席最近身体怎样？”
毛泽东回答说：“不好。你怎么样？”
“我下部长了个瘤子，老出血。机器老了，快报废了。”
“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了。应该学庄子，老婆死了，还鼓盆而歌。”
“主席”，康生言归正传，单刀直入，说：
“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否定它，反攻倒算，搞复辟。”
“谁？”
“邓小平。他上台才一年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文化大革命批斗过他，他想报一剑之仇。现在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反攻倒算，像过去的还乡团一样，为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平反，向造反派开刀，很快就要清算到我们头上了。这是一个反叛人物！”
毛泽东听后，没有吭声。
康生看到毛泽东没有反驳他的意思，知道自己的话发生了作用，又进一步挑唆说：
“难道主席和我们搞文化大革命错了吗？就他一个人正确吗？照他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久，一切都复辟了，辛辛苦苦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成为罪人了。”
毛泽东仍然一言未发。
最后，康生又进言说：
“我已活不了多久啦。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会鞭我们的尸的。我冒失地说一句，主席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不然，等他羽翼丰满，再下手就晚了。”
康生离开后，毛泽东陷入沉思。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去看望康生。
一见面，江青就嚷嚷道：“我现在要爆炸了，要发神经病了！”
“怎么了？”康生问道。
“邓小平上台后，处处同我们作对，现在是剑拔弩张，决一死战的时候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是啊，现在不动手，等到他们势强力大，我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康生附和道。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江青眼睛里射出怒火。
“要抓住当前这个大好时机，趁邓小平脚跟还没站稳，下手正是时候！”康生俨然以“军师”的口吻出谋道。
可是，过了几个月，即这年的12月16日，康生就魂归西天了。
康生，这个残害忠良的奸佞、酷吏，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开除了康生的党籍，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他头上被“四人帮”戴上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也被摘掉了。
历史总是公正的。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9节 联络员告“御状”
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日益严重，行动、说话已很困难，但他仍然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时的毛泽东已有82岁的高龄，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主张也越来越抽象化。他已明显地衰老了！
就在这时，1975年9月间，一个34岁的年轻人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联络员。”
这个身份特殊的“联络员”，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从何而来？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早年在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央苏区时期是首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红军到达陕北后出任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抗战初期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民政厅长。1941年2月，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后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与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6年7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交涉下，朱旦华带着5岁的毛远新与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131人，结束了在新疆狱中四年的铁窗生活回到延安。朱旦华后来与铁窗难友、毛泽民的老战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结婚。改嫁后，朱旦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远新在延安度过了童年时代。
1951年，朱旦华从江西赴京开会，带着毛远新同行。会后，毛泽东接见了朱旦华和毛远新。朱旦华告诉毛泽东，远新还是留在北京念书为好，10岁的远新也闹着要在伯伯身边念书。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毛远新留在北京。
朱旦华托孤后，毛泽东视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在北京念完中学后，因学业优秀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年暑假，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与毛远新作了一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切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事后，毛远新追忆了这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遵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下连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毛远新回校参加运动，参加了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首领人物。
1968年，毛远新出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在此期间，毛远新支持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所谓“朝农经验”，名噪一时。后来，毛远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新与江青关系亲密，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与江青是一致的。江青自己没有生育儿子，待毛远新不错。当1975年10月毛泽东病重时，毛远新因父亲牺牲在新疆，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重中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沟通的“联络员”。
“联络员”权力不大，但身份独特，地位显赫。
从10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不知是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受别的什么人影响，轻率地向毛泽东作了两次“政治吹风”，而且，竟点名中伤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毛远新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这一席话，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对着1975年的全面整顿的。
遗憾的是，毛远新的“吹风”，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毛泽东这时已行动困难，无法接触实际。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接触实际较多，对事情的看法较“客观”，何况还有一份特殊亲情。
毛泽东器重邓小平，赏识邓小平，但毛泽东最担心和最不能容忍的，是否定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吹风”带有挑唆性，触及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