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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帆一直低着头，憋了半天，他终于憋出一句话：“这个学我不想上了！”
母亲放下了筷子，扭头盯着他。他也看着母亲。也许，母亲从他严肃的脸上，看出他是认真的，看出他说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大学做教授的母亲脑子里顿时倒海翻江，她沉思了片刻后，对他说；“上或不上，可以由你自己决定，但你必须明白，无论怎么说，你这个年龄，必须读书学习。比较起来，上学其实是一条轻松的大路，如果你下了这条路，就等于选择了另外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就注定了你要跟你的同龄人走完全不一样的路。你走这条路比他们要艰苦，比他们要曲折，你再好好想一想，想好以后告诉我。”
张云帆缓缓站起身，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随后关上了小屋的门。
当时，张云帆也许不会意识到，他作出的这个决定对母亲、对父亲，还有这个家来说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他不知道父母曾对他寄予多么高的希望。
他的父母曾对他有过美妙的设计和构想：在国内，理科考清华，文科考北大；考出去，理科上麻省理工，文科上哈佛。可现在，他连高中都不想上了。
半个小时后，张云帆拉开了房门，走出来，重新坐到饭桌前：
“妈，我决定了，我要退学。”
“如果真是这样，注定你将来有两件事做不成，一是做教授，二是做官员。”母亲看着他严肃地说。
他点点头。
母亲不再说什么，儿子厌学，她早就知道，但儿子的决定仍让她感到很突然。可是如果不让他退学，他将如何度过这三年？她起身给云帆的爸爸打了个电话：“晚上早点回家，有事商量。”
下午，母亲没去上班，张云帆也没有去学校继续参加考试。两个人一直坐在饭桌前，商量来，商量去。
晚上，爸爸回家了，一家三口围着那张桌子，一直谈到很晚。最后，父母接受了他退学的决定，但是定下了一个“基本大方向”，那就是，虽然退学，但仍要学习，只不过换一个课堂罢了，把课堂从学校转到家里，转到书里，转到社会上。
张云帆后来说，退学之前，他的确感到非常痛苦，觉得学校就像一座监狱，老师就是监狱长。他说他的学习成绩是从初二开始快速下滑的，因为他不能忍受老师竟然经常用侮辱性语言对待自己的学生，甚至打人。他说有一位英语老师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她发现有人听课开小差，扬起手中的书就打过去。后来书被打散了，一页一页散得满教室都是。”他说他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兴趣，成绩越来越差。到了初三，他开始被老师停课。一天上操的时候，一个同学从背后抱住了他。班主任老师发现后径直走到他面前，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大声喊道：“不想上学就滚回家去！”他只觉得脸颊“腾”地像被火烧着了似的。
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张云帆来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是他说，那时他虽然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还没想过退学。到了高一，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了，每天去上学都是一种痛苦。可是真作出了退学的决定，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很迷茫，不知道退学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不过，张云帆还是感到自己很幸运，父母在他决定退学的坚持面前，没有象其他的父母那样怒不可遏，或痛不欲生，他们最终仍尊重了他的选择。虽然他们也许有点遗憾，有点怅然若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流露出来，而是象弹簧一样，坦然地接住了他的冲击，这种坦然也许为的是将他弹出更远。
从退学第二天起，张云帆就象变了个人似的。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贴在墙上，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锻炼身体，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最初的几个月，张云帆让妈妈在家里给他开课，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为的是“先从个人修养方面抓起”。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人物传记，他想看看别人究竟是怎么做的。
几个月后，张云帆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学的是商贸英语，但由于基础太差，实际上是主修英语。从家里去学校，有20多里地，每天，他早去晚归，风雨无阻。那段日子，他在学校学，在家里也学，天天看英语录像带，听英语磁带，几乎把所有中国出的英语教材都学了一遍。
不到半年，张云帆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自信，有一天，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学习。
明斯克是一座大学城，外国留学生特别多。张云帆读的是预科班，一星期四天课，每天上四小时，课时很松，学习压力不大，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结交朋友和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张云帆认识了很多外国留学生，非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美国的，他们在一起聊天、逛书店、郊游，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中国以外更广阔的世界。
虽然张云帆很喜欢明斯克这座城市，很喜欢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朋友，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开的决定。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那里呆得太久，他也许会失去一种奋斗的激情，也许会失去强烈的求知欲，因为那里的生活太懒散，生活节奏太慢。他是来求知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从明斯克回来后，张云帆想去美国继续学习。可是他的留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母亲想请美国学校方面继续发邀请，张云帆不同意，他说：“我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去的，到时我要他们邀请我去。”
然而，一直到那个时候，张云帆其实仍一直在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他的兴趣和爱好还在沉睡着，他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云帆沉睡的兴趣和爱好终于苏醒了。
那是他从明斯克回来后不久，母亲因为要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课题，准备外出调研。张云帆正因留学申请被拒签，心情郁闷地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跟着母亲四处走走，帮他们拍些资料。
张云帆扛着一台家用摄像机与母亲一起出发了。他也许没想到，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愿意倾心付出，愿意以一生去追寻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快乐，也有痛苦。
他们坐火车乘汽车，去一个个集镇，去一个个乡村，与藏族妇女围坐在一起吃青稞面喝酥油茶，跟土家族、维吾尔族妇女聊过去谈现在憧憬将来。母亲与她们聊天时，张云帆就蹲在一旁悄悄地拍下最生动的一刻或一个片断。将那些走过岁月风尘的人物，将那些浸透着喜悦和悲伤的故事定格在他的胶片上。
跟着母亲，从青海到新疆到贵州走完了一圈回来，张云帆发现，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摄影。他发现，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记录生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传达思想、传达感情、传达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他是多么地愿意把自己这一生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他发现了这一切后，他的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觉得自己不再象一株浮萍飘飘荡荡地找不到岸，不再捧着一颗焦灼的心东撞西撞找不到方向。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学什么，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应该干什么。
张云帆报名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办的进修班。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习。
那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也是收获最大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发现，课余大家都在忙，都在干事，只有他自己没得干。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不少书，却没有具备多少能力。他开始思索：将来我干什么？如何安身立命？
张云帆说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很心烦意乱。
从进修班毕业后，张云帆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去了父亲办的公司做事。但半年多过去了，他根本无法真正进入角色。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不安和焦灼之中，感受着无路可走的迷茫。
1998年8月，张云帆终于与几位理想相同、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成立了北京创业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协作体，大家一致推荐年龄最小的张云帆作了制片人和总监制。
张云帆也许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制片人。那年，他20岁。
20岁的张云帆，象一艘加足了油的船，终于驶进了一片宽阔的海域。
1998年8月，也就是张云帆他们的影视制作协作体刚成立不久，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相继爆发特大洪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大江大河隐去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可怖的狰狞面孔。
8月下旬，张云帆和他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大庆，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内蒙古的杜尔穆特。他们拍下了被咆哮的江水吞噬的一个个村庄、一片片良田、一所所学校、一座座工厂；拍下了人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杜尔穆特，他们被大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一个星期。四周全是白茫茫的水，翻滚的浊浪一波一波地涌上他们脚下的弹丸之地。但他们却拍回了不少珍贵的好片子。
现在，“做一个好的制片人”，“做好的记录片”，成了张云帆最美的理想。他说他很幸运，虽然几经波折，但他终于象选择“退学”一样，又独立地选择了此生的奋斗方向。他说他很为自己骄傲，因为15岁以后的人生选择，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他说他对父母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不但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了他，而且完全信任他，尊重他的兴趣和选择，从心理上、精神上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而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张云帆的母亲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了一番令人深省的话。她说，我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敢于把权利移交，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要知道，一个人的权利越大，责任就越大，越没有权利，就越不承担责任。
如今，张云帆仍在他选择的事业天地里忙碌着，他说，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做事，就会有付出，但是在付出的同时，也在收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先后次序，这看似简单的顺序，却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作为。
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
作者：吴苾雯
只有初中学历的晓末，成了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黑体）
2000年8月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晓末成为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
家的消息。
当时任北京天地数码公司数据库主管、只有18岁的晓末通过了MCSD（微软解决方案认证专家
）考试。此前，他于今年6月已经通过MCDBA（微软数据库认证专家）考试，从而成为亚洲地区
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之一。
据悉，MCSD与MCDBA是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性考试。”
那段日子，如果上网在搜索里打上一行“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将会出现长长的一串有关晓末的报道文章。
可是这位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仅有初中学历，而且还曾是一个成绩差得让老师失望，让母亲绝望的孩子。
晓末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厌学的，也许是从小学二、三年级吧。那时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上课时一定要坐端正，手要放整齐；为什么对老师只能说“是”，不能说“不是”。
反正小学那几年，虽说上的是一所不错的实验学校，晓末也没好好念过书，学习成绩当然好不到哪里去。晓末最怕的是学校开家长会。母亲每一次开家长会回来总是一脸失望，一脸怒气。虽然她不相信棍棒下面出孝子，可仍常常会因为晓末考试成绩不好而大打出手，每一次关起房门用竹条子使劲抽他时，奶奶就急得一边拼命捶门，一边大声喊叫：“我要告你虐待儿童”。
晓末妈妈说，我能不气吗？老师指着我的鼻子说：“看你人也挺聪明的，怎么生出那么个儿子。”可是这孩子你越打他，他对学习越反感，那时我简直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全部生活内容除了工作就是和儿子较劲。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像我一样焦头烂额的父母！我有时还会想，在这个独生子女的时代，由于父母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子女和父母之间一直都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过度教育与反教育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使双方的身心都备受煎熬、备受折磨。如果这种两代人的痛苦最终能培养出人才，也算是“功德圆满”，若是我们的暴力压抑了孩子的潜能，造就了无数平庸之辈，那我们以两代人幸福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进了初中，晓末还是厌学。
他说，那几年我就没怎么听讲，上课时看着老师我就走神了，或者把书码得很高，老师看不见我，我就在后面睡觉。
那时我最痛苦的就是妈和我谈话。也许妈觉得我长大了，不好再打我了，她将教育我的方法改为谈话，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只要晚饭后，我妈特严肃地喊我：“淘气，你到妈妈这屋来！”我就知道审讯开始了。每次我都假装特诚恳，要不，谈话就得持续3个小时以上。其实，她谈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因为她和老师一样，动不动就谈理想，什么理想？要说理想，我就最想去当赌王什么的，不过要是那会儿说出来，我妈能背过去。
那时，我学习一点儿动力都没有，只是人人都这么学，我也得跟着，前途又十分莫测，心里特郁闷，就想找喳儿跟人打架。
初三那一年，我累，我妈妈比我还累，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成绩，让我考上高中，她什么法子都想了，给我买参考书、买学习辅导软件，寒暑假还将我送进一所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到了初三下学期，几乎天天做卷子，做得都皮了。那时心里很矛盾，特想赶紧考完，别这么累，可又怕考试越近，复习时间越短，常常复习到夜里一、两点，主要是补化学，因为我化学最不好。
虽然累了一年，我中考还是没考好，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的三类学校。
晓末的妈妈说，当时看到儿子的分数，我真的很绝望，我说这孩子完了，没指望了，我原是对他寄托着希望的，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不就是希望他能上大学吗？我自己吃够了没有大学文凭的苦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说什么也得上个大学吧。
当时儿子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上普通高中，要么上中专。朋友们劝我，上普通高中，将来仍然很难考上大学。我掂量来掂量去，为他报考了中专的计算机专业。
之所以给儿子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是个电脑发烧友。1990年，当许多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我就用上了电脑，96年又成了第一批网民，还在网易上有了个人网页。那时我只是想让儿子以后能当个网络管理员什么的，能混碗饭吃。
上学的第一天，儿子拿回了教科书，我一看，心里便凉了半截：教材上的知识基本是已经过时的知识。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计算机知识的淘汰速度也异常地快，一些知识也许未能进入教材就被淘汰了。
难道让儿子花4年时间去学这些已经无用的东西？我心里很犹豫、很苦恼。但是不去上学，一个15岁的孩子又能干什么呢。
当时我就想，网络也是一所学校，何不让儿子从网上多学点东西呢。
从自己学电脑的经历中，我知道，电脑不是学出来的，是“玩”出来的，而且最好还要有一个环境。开始是我带着儿子玩，我教他上网，教他在迷宫一样的网络里如何不迷路，如何找到自己想学的知识。
刚开始，儿子在电脑上玩游戏时，也就玩一些大众化的游戏，我就跟他说：“你还玩那些低级的呀，你看，妈已经玩这个了。”我玩的是“文明”，玩那个游戏不懂英语可不行。这下他傻眼了，他知道，要想玩更好玩儿的东西，就得先过英语阅读关。
晓末说，我妈允许我上网后，一开始我只是毫无目的地在网上逛逛，也没觉得好玩到哪去。
一天，我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叫“ME”的孩子们的聊天室，我发现进那个聊天室聊天的，各个国家的孩子都有，大家都用英语交流。我用在中学学到的那点儿可怜的英语，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可是没“说”几句，我就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了，不但“说”不出来，别人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知识不够用，第一次觉得自己英语太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