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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没有比尔。盖茨，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到那一步，已在迫切地呼唤这样的人才，迫切地呼唤着有人来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果比尔。盖茨看到了这个机遇而不抓住它，而是按步就班地等读完了大学再开始创业，那么，今天微软公司的老板就不会是比尔。盖茨，也许是卡尔。盖茨，也许是曼尔。盖茨，或是其他。
曹磊在那家公司干了3年，最后升至总经理助理，年薪拿到10万美元。他有了私家车，有了带花园的别墅，还娶了妻子。他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一次新的机会，使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2000年3月，美国一家公司计划打进中国市场，想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曹磊。
回国创业的事曹磊不是没考虑过，他也从没想到将美国作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宿。这些年，虽然人在美国，可是他跟国内的联系一直很紧密，他原来的高中同学，还有留美后回国的同学，经常将国内的信息用MAIL传给他。他知道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的门也越开越大，而且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当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以后，中国市场将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广阔的发展空间里，个人发展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
另外，美国经济近两年已出现滑坡迹象。2000年，美国网络神话的破灭，更进一步摧毁了许多人对美国的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创业已成为一种潮流。留学生们有时聚在一起，谈论的也大都是这个话题。曹磊还听说，北京、上海两地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些，不能不让他心动。
但是，当曹磊真要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是难下决心。他在美国已有了一份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有一份年薪颇高的收入。而且那时，他的妻子刚刚怀孕。回国创业，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虽然他回国是去办一家外资企业，但是谁能保证他就能成功呢？
但是曹磊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作出了回国的选择。2000年4月18日，他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曹磊说走出浦东机场，他很激动很兴奋，他没想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他说8年前，他就是从虹桥机场去的美国。
到上海后，公司的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总公司对曹磊的工作很满意。
曹磊告诉我，他太太仍留在美国，他们的儿子已经3个月了，说到儿子，他一脸的幸福和满足。他说现在每隔一两个月，他就飞回去一次，有时因公，也有时是因私，他非常珍惜与妻儿团聚的时光。
至于以后，曹磊说现在还很难打算，也许他会将太太接到上海，在上海安家；也许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感觉疲倦了，感觉脑子里空了，他会回到学校读书，还是读MBA。也许有新的机会出现在眼前，他干别的去了。
他说，其实人一辈子都在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后面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你必须选下去。但是如何选择，选择走哪条路，却需要大智大勇。没有勇气和昨天告别，就不会有机会和明天握手！
与曹磊见面后不久，在北京，我曾与一位正在新东方学校学习外语、准备出国的大学生张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假如留学期间，有一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作找到你，你是继续学业呢，还是去干那份有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
张说：“我肯定不会因为几万美元的年薪就放弃学业，我哪会那么目光短浅呢。”
我说：“假如一个人大学没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很高的做领班的工作，可有了博士学位的你却不得不在他的手下打工，你会怎么想？”
张犹疑地看了看我说：“这是很荒谬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想那个做领班的也许永远是个领班，可是拿了博士学位的我，虽然暂时在他手下打工，但是当我度过了那段难关后，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人生的路绝对比那个领班强，我的成就一定会比那个领班大。”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自己的选择。
读近日《中国青年报》，看到二则消息，一则消息是《会干活不如会学习》。
消息说，IBM公司一年会收到大约7000多份求职书，但能入选的只占1％。入选者不是会干活的，而是情商高的和再学习能力强的。
日本NEC中国公司虽然要求求职者有与应聘职位相关的专业背景，但是即使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与应聘职位没有紧密联系也没关系，只要他肯努力学习，有成为专家的愿望就足够了。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则宁愿要一张“白纸”，求职者可以没有到日本留学、工作的经历，甚至不会讲日语，但要会学习。
另一则消息则透露了一个信息：自2000年始，高学历失业率呈增长趋势。原因是，一些捧着硕士、博士帽的高学历“人才”，只追求学历而不追求学识，有了高学历，没有高素质，没有真本事。
据作者调查分析：由于“考博”越来越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已经使得一些“高学历”拥有者面临信任危机，他们首先被认为是“高分低能”者，是“没有本事找工作才接着上学”，是“死啃书本”的“应试工具”。虽然高学历也许能成为首次就业的“敲门砖”，但是如果没有真本事，很快就会走进失业者的队伍。
市场经济使社会大变脸，论文凭，讲出身的时代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衡量人才的标尺是你能否创造“效益”，是再学习的能力，是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陈孝大潜心于世界教育的研究，当万千世界一一展开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就象一朵朵魅力无穷的奇葩，不断在他眼前摇曳。
他说那是经常能让他兴奋不已的几年，但也是经常让他备感痛苦的几年。因为置身在世界教育的前沿，置身在百花绽放的教育园地，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痛疮，发现了自己思想的硬壳，他发现自己的身后仍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而这一些都是从母体带来的。
陈孝大说那几年，他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治疗自己的痛疮，剥下自己思想的硬壳，摆脱身后的阴影。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的几年，是他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几年，也是他不断反省和反思的几年。
在斯德哥尔摩，陈孝大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他经常去当地一些中小学调研、观摩。他发现，在那里，学校教给学生的不是记忆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唱主角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学生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自己的奇谈怪论，老师只是指导学生读书，启发学生思考的引路人。
反思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陈孝大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老师满堂灌知识，学生拼命记知识，考试时考查的是知识。这种被动的、单向输入的学习，往往会使学生丧失创造的能力。这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往往会使学生成为不会或不能主动思考的人。
1996年夏天，陈孝大回国了。他带回来的不仅仅只是一顶博士帽，他带回了世界最前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回国后，陈孝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可是走上讲台没不久，他就深深地失望了。
那天，陈孝大给研究生讲课。走进教室他发现，课堂里很安静，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摆放着已准备好的书和笔记本。
陈孝大没有打开教材，也没有翻开教案，甚至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让他们三三两两地组成小组自由地讨论。
课堂顿时一片哗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听老师讲课，已经习惯于记笔记，这种讨论会有什么收获？
有学生说：“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课吧，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我们记下来就是了。”
陈孝大听了很吃惊，也很悲哀，为他的学生悲哀。他没想到，这些堪称优秀的学子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习惯于听讲，习惯于记笔记，却不习惯独立思考。
那是一堂令人尴尬的课。一堂课上下来，他对学生不满意，学生对他也很不满意，学生以为这位留洋的博士老师会给他们讲许多精彩的观点，没想到他却抛出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
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陈孝大试图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也不想在大学校园里戴着两顶博士帽无所作为地装饰门面。他觉得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做点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1996年5月的一天，陈孝大走进了普陀区教育局。传达室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局长。那人说局长在开会。陈孝大说：“那我等他。”
局长开完会出来，陈孝大说想跟他谈谈。局长将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孝大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报告，说他想办一个从包括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实验园”。他跟局长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谈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忧思，谈他的构想和计划，谈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谈完后，局长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将一幢校舍出租给你，你就在普陀区办，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孝大没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
几天后，陈孝大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听说陈孝大要去里弄办小学，舆论一片哗然。有的人为他可惜，说堂堂的博士，还是一个双料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讲台不站，要去站小学的讲台？有人以为他是受不了大学的清贫，才“下海”办学。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他，陈孝大还是铁了心要走。见他去意坚决，学校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那时，已是6月初了。除了区教育局租给他的那幢校舍，他一无所有，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
首先是要筹集资金。陈孝大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一家家登门找亲戚朋友借钱。每去一家，他都要将那天他对教育局局长说的那番话讲上一遍，让人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让人相信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东借西凑来的几十万元钱，成为新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有了第一笔钱，陈孝大一边请人修缮校舍、购买桌椅，一边开始物色教师。他象一个既机灵又目光敏锐的猎头，四处捕捉人才信息，有时在人才市场里蹲着，有时去民间走访。很快，他就聘请到了一批好教师。
1996年6月底，陈孝大将一张张“培佳实验学校”招生的广告刷上了里弄的墙壁。
这是一份精心编写的广告，既有培佳实验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还有一段关于办学人陈孝大博士的介绍。
陈孝大说到这里，自嘲地说，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敢相信私立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敢轻易将孩子托付给私立学校。我打出自己的留学背景和教育学博士头衔，是想让家长们相信我，是想让家长们将孩子交给我后放心。谁知，还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