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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一位学教育学的博士要办一所实验学校，不少家长出于好奇纷纷找上门来想看个究竟。
当他们穿过逼仄的里弄，穿过一片嘈杂的菜市场，找到培佳实验学校时，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是一所因生源不足早就关闭的小学的旧址，校舍虽然经过修缮仍显得破旧。陈孝大在校门口摆了张桌子，亲自接待来访的家长。
也许是陈孝大的博士头衔让他们放心，也许是陈孝大展示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打动了他们。一些家长陆陆续续将孩子送进了培佳实验学校。
陈孝大说，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家长，他们用一种买股票的心态将孩子送进了我的学校，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应该说，这些家长是明智的，也是有预见性的，他们知道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考分低能的人，而是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那一年，培佳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招了两个班，小学招了四个班。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实验园，陈孝大将要在这个实验园里播撒新的种子。
陈孝大的实验首先从缩短课时开始。在观察中他发现，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注意力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虽然那时仍被老师强制在教室里，但是后面那几分钟的教学效果几乎等于零。陈孝大将每节课由40分钟改为35分钟，当学生的注意力疲倦了正想逃跑时，下课铃响了。
将你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将你的能力大胆地表现出来。陈孝大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为此，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表现课”，一年级的表现课是讲故事，二年级是朗诵，三年级是课本剧，四年级是时事讨论，五年级是演讲，初中是辩论。这种从小开始的培养，不但使学生能创造性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求知欲望的引导下，他们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创造。
就拿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吧，语文书上的那些课文不再索然无味，他们将这些课文改编成课本剧，改编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给课文增添内容，或是一段活泼的对话，或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情节。然后，由他们自己充当剧中的角色进行表演。现在，培佳实验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能将语文书上的课文改编成剧本，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
在培佳实验学校采访时，笔者看到了三本厚厚的论文集。令人吃惊的是，论文的作者全是该校小学5年级的学生。论文的题目五花八门——“中国动画片VS日本动画片”、“抽屉原理”、“金钱龟喜欢吃什么”、“SOS！水——浅谈苏州河的治理”、“真的有UFO吗？”、“吸管桥怎么做能承受更多的东西”、“小蝌蚪的生长过程及其联想”……。陈孝大认为，儿童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热情，教育者的责任是激发这种好奇心，引导他们去思考去探索。
培佳实验学校的学生到了小学4年级，课程表上会出现一门新的课程，这就是研究性课程。从4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周都有两节研究性课程。课程是开放式的，学生不分班级，也不分年级，只要趣味相投，就可以组合在一起，既可以成立研究小组，也可以自己独立研究。他们或自己提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或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课题，然后分头查询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论文完成后，大家坐在一起进行论文答辩。这门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他们大胆放飞自己的奇思妙想，大胆地阐述自己见解和结论。这种研究性课程不但使学生逐步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了每一门课程。数学课，老师不是沿袭传统的以例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不在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看重的是应用问题的解决，如果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可以不听课。语文课上，老师不再满堂灌，学生自己评析课文，甚至可以跟老师面红耳赤地争论。
陈孝大将这种学习称为“智慧学习”，它培养的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让学生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创造。2000年，在中国第十三届头脑OM比赛中，培佳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冠军，并代表中国赴美参加国际比赛。
如今，培佳实验学校已成为上海市示范性学校和双语教育的试点学校。陈孝大说今年秋季，学校高中部将面向社会招生，他要将自己的实验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有可能他还要办一所大学。
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头上多一道光圈；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拿它当敲门砖，索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也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一种虚荣，一种满足。可是也有更多的陈孝大们，他们戴上博士帽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追求高学历、高文凭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说那些年轻的学子们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就连那些有了一官半职的人也都纷纷去大学里给自己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戴上。民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某日，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倒了五个人，一个是学士，两个是硕士，三个是博士。可见学历之高的人该有多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了一个假博士方鸿渐。那方鸿渐冒充博士充其量只是唬唬人。可今天，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才是最害人的。因为，顶着那个光环，就有了向社会索取的资本。
文凭是不是也应该来一次打假，不管是硕士帽还是博士帽是不是也应该拿过来拧一拧水份。拧干了水份，就能认出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了。
第五章 学生老板的沉与浮
经典的风险投资故事版本
作者：吴苾雯
20世纪，地球上的人类创造了一种经典的风险投资故事版本——
几个毛头小子有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每人凑一笔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办个公司，这些最初的投资被称为“种子基金”或“种子股”。当公司有了初步的产品后，他们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与风险投资家开始“谈恋爱”，一旦后者决定投资，他们就将得到自己的“天使投资”。最后，得到“天使”垂青的公司在二板市场上市，其财富放大的倍数常常超出
了人的想象力。
这个故事最先发生在美国。
在美国硅谷，云集着近万家高科技企业，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由形形色色的学子开办的。围绕着这些公司，又有形形色色的风险投资家在敏锐地捕捉着机会。他们之间开始了一个个相互寻找的故事。有人找到了比尔。盖茨，于是催生了微软这家“巨无霸”公司。有人找到了杨致远，创造了“雅虎”神话。英特尔的电脑芯片，最初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灵感，是风险投资家与科学家共同将这个灵感变成了风靡全球的产品。
1983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澳斯汀分校的两名MBA学生第一次发起创业计划大赛。自此，美国各大院校纷纷仿效，十多年来，美国校园里出现了无数学子创业的故事，虽然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是学子创业公司给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仅以麻省理工大学为例，该校学子与教师创办的公司已达4000多家，据美国波士顿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把这些公司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仅在1994年，它的全球销售额就达到2320亿美元，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24位。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这些故事象神话一样传到中国学子的耳里，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和梦想。比尔。盖茨、杨致远、戴尔这些IT业巨子的创业神话，鼓舞了众多激情满怀、才华横溢的莘莘学子。
往日平静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比尔，盖茨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成为比尔。盖茨是不少大学生的梦想。从1999年开始，中国大学生中涌起了一股科技创业潮。
两年过去了，成功者，如今仍走在铺满鲜花、也铺满荆棘的路上，失败者，虽然碰得头破血流，却也收获了一份难得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也是一种学习。
他发现了一枚奇异的蛋
…
作者：吴苾雯
他发现了一枚奇异的蛋，决定将它“孵”出来。
如果没有见着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读大三的王科，也许会认为这个创造了微软“巨无霸”的人离他很远很远。
1997年12月12日，比尔。盖茨走进了清华园，走上了设在主楼后厅的讲台。这是一个外
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二十多年前，当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中途退学与朋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办微软公司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外表普通的年轻人有一天会成功，会成为横行计算机世界的“巨无霸”。
那天，比尔。盖茨的演讲一次次被激动的掌声打断。会场的气氛热烈得彷佛一点就着。事后有媒体报道，“清华校园刮起了比尔。盖茨旋风”。
比尔。盖茨走了，回到遥远的美国去了。可是“海龟派”创业者张朝阳又走进了清华校园。
在许多年轻人的眼里，张朝阳就是中国的比尔。盖茨。
1986年，张朝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任MIT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1998年，张朝阳带着第一笔风险投资资金回国创办了搜狐网站，不到两年时间，搜狐就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并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虽然他的财富比不上比尔。盖茨，虽然他的搜狐网站无法与微软相比，但是，他仍是中国年轻人心中的数字英雄。
那天，张朝阳回到了母校，在一间教室里，他向他的学弟学妹们讲述他创业的经历。坐在台下的王科很激动、很振奋，比尔。盖茨和张朝阳能自己创业，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比尔。盖茨，更多的张朝阳？
其实在此之前，王科的理想很大众化，和许多清华学子一样，他准备毕业后出国留学。所以，大一时他就考了托福，大二时就考了GRE。由于两项考试成绩优秀，被新东方学校聘请去做了两年教GRE的兼职教师。
虽然学的是自动化专业，但王科对经济与金融有着特殊的兴趣，寒暑假，他便去一些跨国公司兼职，他去的公司有麦肯锡咨询公司、法国圣哥班，还有巴黎国民银行。
但王科从没想过自己创业。
张朝阳走了，王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美国高校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之一，而在中国的大学校园，由于大学生缺少创业意识、缺少创业勇气，一个也许能带来滚滚财富的灵感，转瞬即逝；一项本可以转化为产品的发明，被束之高阁；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也许永远不为世人知晓。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自己创业？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智慧转变为财富？
王科找到清华创业协会，他滔滔不绝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将学生创业的概念引入清华园，开展大学生创业大赛，以此激发学生创业的热情。王科的建议被采纳。
1998年5月，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大赛历时5个多月，共有320名同学组成98个竞赛小组递交了114份作品。
1999年4月底，清华大学举办第十七届“挑战杯”大赛。在这次比赛中，王科发现了一项令他兴奋不已的发明——材料系三年级学生邱虹云的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技术。
在一间教室里，邱虹云用他那个还很简陋的黑匣子一边向大家播放着“天龙八部”，一边讲解着，他说这是他研制的一种集光学、机械、电子技术于一体的视听设备，它不但可以直接播发电视、VCD、DVD、录像机、计算机等多种数字及模拟信号，还能通过网络与世界相连。
来自四川威远县的邱虹云是个少言寡语的年轻人，受在工厂实验室做分析员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是个“科技发烧友”。据他自己介绍，在父亲的指导下，小学时，他就做完了中学化学课程中的全部实验。七、八岁时，他就开始琢磨光学、电学、化学，并开始搞一些小发明。
1996年，邱虹云考进了清华大学。在强手如林的清华园里，邱虹云不显山不露水，学习成绩平平。每次考试成绩在班上不上不下，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等。如果仅以学习成绩衡量，他只是一个智力平平的学生。
大一下学期，清华举办每年一次的“挑战杯”竞赛。邱虹云不声不响地拿来了他发明制作的超长变焦镜头。他的作品在此次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第二年的“挑战杯”赛上，邱虹云又送来了他发明研制的新概念望远镜，再次获得大奖。令老师和同学对他刮目相看。渐渐地，邱虹云在校园有了“清华爱迪生”的美誉。
邱虹云研制的视听设备在这届“挑战杯”赛上又获得了一等奖。
那几天，王科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邱虹云的作品前，他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它激动不已。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多媒体投影电视如果投放市场，将会带来一场视听设备领域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科认为这是一枚奇异的蛋，他雄心勃勃地想将它“孵”出来。
清华准备在5月23日举办一个面向社会的成果拍卖会，将此次大赛的优秀作品进行公开拍卖。邱虹云打算以十几万元的价格将他的成果卖出去。他从没做过当老板的梦，发明研制出新的成果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拍卖会举办之前，王科找到了邱虹云，他劝说邱虹云不要轻易拍卖这件成果，动员邱虹云与他一起创业，自己将这枚蛋“孵”出来。
在王科的劝说下，邱虹云心动了，如果能自己亲手将这枚蛋“孵”出来，那当然是最美不过的事了。他答应与王科一起创业。王科又找来了正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MBA的徐中，三人决定组成一个创业团队。这个创业团队是个优势互补的团队，王科有在多家跨国公司兼职的经历，徐中在读MBA前已工作了多年，邱虹云更有一不断有新发明涌出的聪明脑袋。
王科抱着那台样子还十分“丑陋”的多媒体投影电视，拜访了一个个行家，然后，又组织人员进行周密而细致的市场调查。在确信它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后，王科决定自筹资金创办一家公司，尽早完成中试阶段，将它打入市场。
一个满街飘着柳絮的下午，王科和邱虹云、徐中聚集在清华园后面的一个小茶馆里，计算着办一家公司需要多少钱。徐中得出的结果是最少需要250万元。这个结果把几个人都吓着了，对于几个穷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商量来商量去，他们决定先注册一家公司，边干边寻找投资者。
王科到工商局一打听，注册一家公司得有50万元注册资金。王科傻眼了，50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到哪去筹这笔钱？
王科的家在宁波。当年，他以当地理科状元考进清华大学，曾在当地引起轰动。听说他大学毕业后不出国留学了，也不准备找份稳定的工作，而是准备干个体、自己创业，也有人不理解。但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帮助。家人、亲戚和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东挪西借，王科终于筹够了50万元钱。
5月的一天，王科将50万元钱装进了一个大书包，在徐中的护送下来到工商局，注册了北京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科任公司总经理，邱虹云任总工程师。
三个在校的大学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借来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两个月后，王科从自动化专业毕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工作中。
邱虹云发明的多媒体大屏幕投影电视，只是一个用塑料板和木板制成的模型，要想从设计阶段走到中试阶段，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由于这种多媒体投影电视的设计绝无仅有，身边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资料，一切都得自己摸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在工艺上无法解决，很多部件在国内没法做出来。
研制过程中，涉及到一个非球面镜的问题，他们做了无数次试验，一直无法得到解决。他们去向清华大学有关专业的教授请教。教授告诉他们，这个类似的问题曾在70年代被苏联一位科学家解决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