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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能击垮我，阻碍我前进的路呢？
我是一个善于遗忘的人，留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并不太多。记忆深刻的不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不是杨振宁博士的颁奖，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领取大学生创业风险金……我深深记住的是我签署网络公司协议的场面。
其实那只是在东湖边写字楼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没有鲜花掌声，没有人捧场喝彩，没有摄像机和镜头，甚至没有任何声音。我，还有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除了看协议，就是修改了。在投资方去打印修改好的协议时，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边，看着东湖，东湖很静很静，就象会场。我感觉，我真的好希望拥有一份宁静。已有太久，我没有宁静的环境了。而我的心灵却好像经历了深海中狂风巨浪的洗礼，又站在平静的湖边，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感触。
我原本是象牙塔里一个爱写诗爱幻想的平凡女孩，如果说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话，那也只是爱好和好动的产物。只因一次偶然，媒体将我推向了社会的焦点。在不经意中，我从一个平静的港湾被抛入了大风大浪中。其实我的羽翼并未丰满，我的双翅还不够坚强。虽然，年轻人不应该拒绝风浪，可也应该让自己慢慢地成长。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站在马路中黄线上的感觉。在媒体大肆宣传一个文科学生作发明时，我正在为一些简单的模具图烦恼；当新闻报道大学生办公司时，却不知我正为选修的经济课疲于奔命。那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单薄，很单薄。部分大学生朋友近乎于将我当成神了，虽然我是那样无奈，却又不得不配合各种宣传报道，就象站在马路中间的黄线上进退两难。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一片自己宁静的天空。我想我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没有施展的舞台，没有施展的天空——时间是别人的，舞台也是别人的舞台。
同时我也是如此的迷惑：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公司在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都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宣布拍卖？为什么签了字的资金还无法到位？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采访，报纸就可以上头版头条？
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的学生最起码的尊严。
我不愿卷入任何纠纷，也许纠纷原本就是一种炒作。我疲于应付外界的种种传闻，再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作，来工作，来学习。为了对自己负责，为了对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负责，我退出了原有的空间，虽然那里有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无形资产，虽然，那里已树立了企业形象。为了不再当花瓶，为了验证自己还能做一点事情，我愿意从零做起——约一批朋友，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
如今的网络公司，我们都做的很辛苦，可是我们都很努力，我们珍惜这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看看以前，我们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看看将来，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
李玲玲的自述，是一位大学生创业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她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
当满怀着热情步入创业之路时，大学生们是否应该问问自己，我可有足够的准备？我准备好了吗？
当大学生纷纷投入创业大潮时，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否有一套完善的约束、服务与保障机制？
国家火炬互联网创业中心执行总经理周伟林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只把成功的学生创业者“拉到舞台的聚光灯下”，有意无意间造成了误导，致使大学生对创业的艰辛、风险认识不足。他说，失败不可怕，对大学生创业应建立“宽容失败”的环境。但同时他也提出忠告：本身并不具备创业素质的大学生，没有必要“勉强走上创业路”，无谓地饮下一杯“失败的苦酒”。
2000年底，据一家媒体记者对北京地区16家学生企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二期风险投资到位率为零，有四分之一或卖或并，有超过二分之一则由于资金问题尚未投产。
上海一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也在2000年底关门散伙，原先的公司负责人先后回归“毕业渠道”各奔前程。
浙江一位博士生，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不到一年就关闭了。公司关闭后，投资方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资产，博士生不但投入了技术，还投入了15万元钱，最后却一无所得。当他意识到不公平而找对方理论时，对方说：“只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
大学生创业缺什么？不管是在“海”里游的，还是在岸上看的，都认为，他们最缺的是市场经验，是管理能力。虽然他们学历很高、其中不乏名校的MBA，但大多数人都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开发的项目是否有市场，如何进入市场？不知道产品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投资多长时间能得到回报？
也有人由此反思中国的教育，认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理论与实践分离，致使多数大学生走的是“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大学考研究生，研究生考博士生”的路，造成了一种为学而学的循环，学生不但缺少动手能力，更缺少市场上的实战能力。
面对一些创业者的失败，更多的人认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创业本就意味着冒险和付出，意味着失败和挫折，王选为此付出了18年在实验室里没有节假日的艰辛，比尔。盖茨苦熬了17年才有今天的成就。因为，风险投资本就是九死一生。在美国硅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家公司诞生，每天也有成百上千家公司倒闭。这就像当年的硅谷奇花仙童公司，虽然从商业上看它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孕育了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众多世界顶尖级高科技公司的成功。
大学生创业，引来了褒贬不一的关注。但是，它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更是大学生在学习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拓荒的人们也许最终不会成功，得不到鲜花和掌声。但正如一些有识之士分析的那样“拓荒本身将成为一种标志，一个里程碑。而学生创业者，却很可能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启蒙一个时代—一个强调参与、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与平庸的时代。”
目前，虽然大多数创业者还处在玩“种子基金”阶段，有的得到了“天使”的垂顾，有的仍在寻找。虽然有的创业者在海里呛了几口水，尝到了失败的痛苦。但是，有谁敢说，在美国发生的创业神话在中国就不能发生呢？
第六章 “不就业族”闪亮登场
毕业分配表上写下“不就业”
10年前，如果有人大学毕业了不就业，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人犯过错误，没单位愿要。可是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分配表上写下了“不就业”。
选择“不就业”的大学生是一批对自身素质充满了自信的人，他们不在乎传统意义上
的“就业”，不在乎“铁饭碗”、干部身份、职称，甚至不在乎户口。他们凭着才智、勇气和胆量闯荡江湖，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不在乎传统眼光中的“身份”。他们追求多姿多彩的生活，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
据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统计，1999年，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已由1998年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常能遇见大学毕业的“不就业族”。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他们是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他们是外来的打工者。但是，失去“身份”的他们却自得其乐，他们喜欢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冒险。
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
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
在北京海淀区一带，散居着一群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自称为“考研一族”。
“考研一族”大多是刚走出大学的毕业生。当他们的同学为找工作四处投寄简历、四处奔走时，他们仍平心静气地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当他们的同学拿着录取通知书兴致勃勃地去单位报到时，他们则收拾起行李去了校园外临时租下的小屋，继续他们考研的梦想。
2000年7月的一天，陆东从学校宿舍搬到了与两位志同道合的考研同学合租的小屋。小屋就在北大附近。说是小屋，其实就是一间12平方米的地下室，摆下三张单人床，又挤进去三张小书桌，人在房间里只能侧身而行。由于这里紧靠大学，蹭课蹭教室方便，而且信息灵通，上各种考研辅导班、串讲班也方便，所以在这一带驻扎下来考研的大学生为数不少。
陆东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那年，中国的IT业发展正如火如荼，北京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家电脑公司开业，几乎每天都有一家网站开通。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人才，陆东他们上大三时，就有公司到学校来预订毕业生。
可是毕业时，陆东却出人意料地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陆东选择不就业，是准备第二年考研究生。
听说陆东不就业要去考研究生，很多人都说他傻，对于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来说，面前摆着许多令其它专业毕业生羡慕不已的就业机会，随便进一家大公司，少说一个月也能拿个五六千，放着好好的钱不挣要去考研究生，不是犯傻是什么？
可是陆东铁了心要考研究生。他说他接触过那帮读研的，跟他们一聊，他就觉得自己跟人家差了一大截子，研究生毕竟是研究生，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现在都知本时代了，本科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
陆东之所以铁了心要考研，还因为他遇到了两件对他挺有刺激的事。
大四上学期，也就是12月份吧，北京举办了一次人才招聘会。当时，陆东还在就业和考研之间摇摆不定。于是便抱着看看的心理去了招聘会。
虽然学计算机的本科生在招聘会上比学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抢手，但是IT业的大公司大都盯着研究生。陆东来到一家声名赫赫的大公司招聘点，与陆东交谈的是该公司的一位副老总。他笑容可掬地问陆东是哪个学校的，陆东回答了。听了回答，那笑容依然灿烂。他又问陆东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陆东说是本科生，那笑容一下子就变得很勉强。正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走过来，首先就亮出了研究生的牌子，那副老总一听说是研究生，那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说：“来来来，请坐请坐，咱们好好谈谈。”这使被冷落在一边的陆东大受刺激，本科生能找到工作，可是研究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文凭就是机会！
还有一件让陆东大受刺激的事是，他的一位师兄去了一家大公司，公司分配宿舍的标准是，博士生一套两居室，硕士生一居室，本科生两人共住一居室。师兄只有本科文凭，当然只有与另一位本科生挤住在一起。
更让他受刺激的是，因为师兄是本科生，只能在公司的下层做，除了自己的那份活，基本上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而硕士生、博士生都被安排去了研发部。
当陆东告诉家里他要考研时，父母倒是很支持，说：“你考吧，只当家里再养你几年。”
可是陆东知道，他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母亲有病，几年前就已病退回家，父亲厂里也不景气，工资常常拖了几个月才发下来。他决定边打工边复习。
陆东找的是一份家教，一个星期去上两次课，每次50元，是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不会影响他去辅导班听课。去辅导班听一次课50元，一个月光听课费就是200元。如果有钱还可以去名家串讲班听讲，一个月听讲费300元。可是陆东不敢去听名家串讲，如果去了，他就得饿死。
做家教每个月只有400元收入，除去200元听课费，还有200元，这200元里有他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买资料的费用。他必须节省再节省。去学生家上课，他从来不坐车，六、七里地，他都是走着去。
陆东几乎每天都去北大三教看书，那儿是考研游击队苦读的“根据地”。就象去新东方学英语一样，去那里图的是一个气氛，大家聚在一块儿，彷佛就找回了当学生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种气氛可以相互感染、互相鼓励，比自己关在小屋里学习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那里晚上灯熄得早，不到11点校工就不停地吆喝着赶人，因为要打扫卫生了。没法子，陆东只得抱着一堆书和资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赶地儿，哪里灯亮就去哪里，想再多看一会儿。
陆东苦学着，苦熬着，撑不住时就给自己打气：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考上了就会咸鱼翻身。
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撑不住了。那份被他视为命根子的家教丢了。请他做家教的那个15岁的孩子出国留学去了。一时找不到工作，陆东只好跑到老乡那儿厚着脸皮蹭饭。房租也交不起了，虽然同学不说什么，他也不好意思白住，只得从小屋里出来，跑回学校和老乡挤床铺。
后来，陆东在一家网络公司找到了一份做网页的活。虽然做网页比做家教来钱多，但是耗费的时间也很多。因为没有电脑，他必须去公司做，加上在路上奔波的时间，一周里，他有大半时间都用在了做网页上。陆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份工作，他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在学校跟老乡挤床铺，陆东得到一个信息，附近几所大学开始安装201电话，201卡在学生中的需求量大增。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潜伏在面前的商机。他找同学和老乡借了1000元钱，从批发商那里买进了一批201卡。
他拿着卡，一间寝室一间寝室地推销，果然卖的不错，只两个晚上，手上的1000元卡就全出手了，陆东净赚了300元。他又去进了第二批卡，很快又销完了。他的市场从一个学校拓展到另一个学校。后来嫌时间不够用，他干脆搞起了批发，将卡批量出售给各寝室楼传达室，赚取中间的“点利”，因量大，他仍可以赚到钱。最后，陆东成了五所大学的电话卡“总代理”。
推销201卡，陆东赚了5000多元钱，半年的生活费、听课费有了着落，他一心一意备考。
见到陆东的时候，是2001年3月份，研究生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他以2分之差没被录取。那天，他情绪有点低落，说考完了政治，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虽然考前死记硬背了一大摞资料，可是有的题还是没抓住，有两道问答题答的也不太好。后来成绩出来，果然就栽在政治上。
谈起政治考试，他情绪激动，说：“研究生考试一共才考三门课，政治就占了一门，而且不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要求考它。研究生考试本应该是人才选拔考试，现在却成了整齐划一的统一考试，再说，一张政治试卷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水平，更别说道德水平。考试完了，背的东西没两天就忘光了，这种考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不少考生就栽在政治上，就因为政治卷上少拿了一分或两分就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一分或两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能决定人的命运？
虽然第一次考研遭受重挫，陆东仍不改初衷，他准备明年再考，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考得上。
6月中旬，学校催促陆东回去拿档案。因为按规定，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的档案学校只保留一年，要么打回原籍，要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陆东将自己的档案存放到市人才交流中心。他说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在北京留下来，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
最后一次见到陆东，是今年夏天。为了能继续考研，他又找了一份家教。那天他做完家教刚回来，浅灰色的衬衣全汗透了，只见他端起桌上的大搪瓷杯，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子凉水。
我问他放弃就业后不后悔。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就业，也许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不用承受考试失败的压力，也不用为钱发愁，我们班有很多同学进了大公司，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有的人还贷款买了房子，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我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今天的损失，明天我一定能补回来。”
与陆东住在一起的向阳也是不就业的考研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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