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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东住在一起的向阳也是不就业的考研一族。
我是在陆东那里认识向阳的，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戴着一付黑框眼镜，说话时，总爱用左手抬抬眼镜框。陆东说向阳是今年2月从四川来北京的，来的时候，拎着一只很沉的人造革箱子，打开一看，全是书和资料。他是准备到北京来背水一战的。
向阳是西南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中文，梦想是做一个象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学者。
他是奔北大来的，向阳认为，只有北大那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能容纳百川的高等学府，才能培养出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大学者。
到北京的第一天，向阳就去了仰慕已久的北大，他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两遍，又在未名湖畔伫立良久。他说，一切都跟他想像的一样，只是未名湖比他想像的要小一些，水也没他想像的那么清澈。
向阳说他是和父母闹翻后离家出走的。毕业前，父亲已经给他找好了工作，是去一家省级银行的办公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收入不菲，很稳定，而且通往仕途。可是向阳不干，他说他要考研，他要过一种学者生活，而不是做一个一天到晚盼着升迁的机关干部。
父母不是不同意他考研，而是不能接受他出了校门就成了没有单位的待业青年的现实。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先去上班，可以边上班边复习，能考上就走，不能考上也有份工作。父亲甚至很动感情地跟他讲述他如后如何地求人，如何如何地疏通关系，讲到伤心处甚至掉了眼泪。向阳知道找到这份工作不易，知道为了给他找份好工作父母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不能因为感恩就放弃自己的追求，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辈子的事，他不能妥协。
正是因为父母的阻拦，在这之前，向阳错过了大四下学期考研的机会。可是他考研的决心却不可动摇。
见不能说服他，父亲背着他去学校拿了毕业分配通知书，并帮他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父亲以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就能让他就范。谁知这反而促使了他的出走。
那天早上，父亲催促他去银行报到。说与他一批分到银行的大学生都已经上班了，让他快去。向阳知道，如果去上了班，也许会动摇自己考研的决心。而且他担心一旦进入那个惯性的轨道，会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会慢慢地磨损自己的斗志。一个没有做过梦的人，也许不会有梦想没有实现的遗憾，但是如果今生他没有去考研，没有能去做一个学者，那将会是他终生念念不忘的遗憾。
他已经错过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不能再错过了。就在那天下午，向阳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短信后，悄悄地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向阳说他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400块钱，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处寻找招聘信息，他先得养活自己。通过老乡介绍，他在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是清晨的时候给报贩子分发新印出来的报纸。虽然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要赶到报社，但是干两个小时可以拿到60元钱，他很满足。他说比起那些总为肚子操心的考友来说，他算是很幸运的了。
向阳说到北京后他跟家里通了电话，母亲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哭开了，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吃好了穿暖了，有了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向阳笑了笑说：“我都22岁了，我妈还老把我当孩子。后来我妈说要给我寄钱，问我的地址，我没告诉她，我说我不需要钱，我能养活自己。现在，我每个星期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我爸再不跟我提去银行上班的事了。”
几乎所有铁了心要考研的不就业族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都认为未来是高学历高收入，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得到。
但是一些身处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也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家孙喜亭教授认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考研热，一方面反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求知热情，但也暴露出社会在人才选拔标准上的偏差，惟学历倾向日趋严重。惟学历导致追学历，年轻人不得不为了一纸文凭，殚精竭虑地应付一场场考试。其实，学历和真才实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目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客观地讲，在很多岗位上大学本科完全大有用武之地。但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施以高待遇，势必导致考研热的一再升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同时他也认为，考研一族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放弃已有的岗位和可能获得成功的希望，孤注一掷，把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这条路上，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考研上，代价太大太沉重！每年研究生都在扩招，但报名考研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基本上10多个里边录取1个，名校名专业的，差不多几十个里挑一个。竞争逐年升级，能跨过这道门槛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北漂”里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有谁能说今天的“北漂”里面，没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2000年6月，在回家乡和留京之间，张懋忠选择了留京。
于是，当他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后，他的户口和档案被打回到老家湖南岳阳。这件意料中的事，并没有影响他留在北京的决心。
张懋忠学的专业是信息工程与管理。这个专业回到家乡找份安稳的工作并不难，可是张懋忠不愿回去，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压力下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每天接受丰富密集的行业信息，更习惯身边有许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他说如果回老家，他会找不着北，他会痛苦万分。
留在北京后，张懋忠在中关村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干部身份、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龄，但他和别人干着一样的活，拿着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报酬，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北京人低一等。
象张懋忠这样的“北漂”，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北漂”队伍里，每年暑假过后就会出现一批新面孔，他们说着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背着鼓囊囊的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遇到了机遇，他们就停下脚步，但是也许不久，你又会在一家新的公司见到他们的面孔。
他们不看重户口、干部身份、工龄，在他们眼里，就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制、指标、户口、住房、社会保障，而是一份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是一片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张懋忠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被充满魅力的中关村所吸引。在他眼里，那是一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神秘土地，只要有本事就能在那里淘出金子。他说：“那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有胆量，敢付出，谁能说不会出现明天的比尔。盖茨。北京有很多的机遇，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现在是在打工，其实也是在积累经验，我的目标是有一天自己做老板。”
张懋忠说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干了半年，他说这半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并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和肯定。张懋忠说他会一直在北京发展，反正单身，也不在乎户口不户口的，也许有一天，北京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大家的身份都一样了。
从网上的一篇文章里，我认识了一位叫冯忠的“不就业者”。
两年前，当文科毕业生冯忠在班上公开宣称，“我不要分配，我选择到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去”时，一些同学瞠目结舌，一个学文科的毕业生在经济生活的第一线能做什么？
毕业后，冯忠果真应聘去了一家外企，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和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并不愿意呆在比较稳定但气氛沉闷的事业单位，在同一个位置，做相同的事情，下一段日子、未来一年、两年、十几年彷佛一眼就能看到头。毕业时家里已经为我在省委党校觅得一个职位，但我清晰地认识到，作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观。我喜欢挑战自己。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和野心，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做了，反正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冯忠到公司后从销售员做起，从编写产品目录、送货、收款到寻找客户、发展经销商……他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一年后，他被提升为销售一部副经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收获很大，很有成就感。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不仅要推销产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也要推销公司，推销自己。”
冯忠一直想进一步发挥自己做销售和企业管理的长处，自己做公司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的想法得到了几位同样热血沸腾的伙伴的支持。四个人合资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冯忠说公司能不能做起来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决心。他说：“对我来说，做企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很大，企业往什么方向发展，希望怎样管理，招什么样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公司的成或败，不是不重要，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失败的准备。其实只要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曾经为之奋斗过，努力过，投入过，哪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怨无悔。”
有人问冯忠在不在乎户口。他说：“不能说我不在意，是我目前没有能力得到它。但我不会因此放弃自己在喜欢的地方干自己梦想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困惑，心理压力很大，现在看得淡多了，我觉得关键在于心态，我常常这样暗示自己——虽然我没有户口，但我在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样，我就会在每一个困难和问题面前看到机会与希望。而且我相信户籍制度迟早会改革。”
一位在中关村工作的朋友说：“在我周围有许多不愿进入常规就业渠道的‘北漂’，有的是大学毕业被分回原籍，然后放弃工作跑到北京来的，有的是选择‘不就业”根本不要分配的，他们除了没有北京户口，工作干得和其他人一样好，甚至更出色，因为他们必须用能力和实力来证明自己。”
有人说，想在北京这地方“漂”，得有本事，如果真有本事，机会也许会不期而遇。
朱骏也是一位“不就业”生。一年前，从南方某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他，本应该去浙江温州一所中学当老师。那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工作协议是在毕业前的招聘会上签的。可是临到毕业，朱骏突然变卦了，他不想去温州，他要去北京寻找机会。
毁约是要付出代价的。朱骏二话没说，向用人单位交了5000元违约金。
朱骏之所以会在毕业前与温州的那所学校签约，是因为女友的家在温州，女友希望他去温州，而且温州的收入要比他所在的那座城市高得多。虽然张骏为了爱情作出了去温州的选择，但是心里却一直充满了矛盾，教书并不是他的理想，他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讲台上。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广告创意上有天赋。
学校派遣证已经发下来了，行李也都收拾好了。可是朱骏却突然告诉女友，他不去温州了，他要去北京碰碰运气。女友哭了，本以为为了爱情他会留在自己身边，没想到他竟要离她而去。朱骏对女友说：“你给我两年时间，如果混出个人样，我将你接到北京去，如果混不出来，我不来见你。”
送走了哭得昏天黑地的女友，朱骏抹掉眼角的泪花，只身背着一只旅行袋来到了北京。
他说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很艰难，他和几个“北漂”挤住在一间地下室里，那里长年见不到阳光，连墙都是潮乎乎的，被子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漂浮在大海上的小舢板，找不到方向。
为了找到慧眼识珠的伯乐，也为了生存，朱骏在西单地铁站为过往的行人画人物素描，并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朱骏之所以有胆量只身来北京闯天下，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学的是师范类的美术专业，但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仅仅是绘画，上大三时，他设计的一幅广告作品获得了全省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金奖。那是一张汽车广告张贴画，不但富有极强的动感，而且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每天早上，朱骏象上班一样准时地背着包去西单地铁站开始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小伙子。小伙子叫冯军，是艺术中专毕业的，学的是小提琴演奏。冯军也是到北京来寻找机会的，他说象他这样的中专生，而且是拉小提琴的，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
朱骏与冯军成了搭档。一个拉琴，一个画画，引来了更多的驻足观望者，他们将一角、两角、五角或一元的零钞放进了冯军面前的小瓷碗。
可是这种“上班”的生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一天，地铁站里来了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俩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朱骏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随身带着的学历证书。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的学历证书看了又看，怀疑地问：“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工作，跑这儿来做盲流？”
朱骏说他是到北京来找机会的。公安制服听了嘲弄地说：“你以为北京遍地是金子，捡金子来了？”
西单地铁站是不能去了，朱骏他们又将“工作”地点搬到了复兴门地铁站。这次，朱骏将自己包装了一下，他将自己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摆出来，并在自己的白衬衣上写上了广告词：你面前的这个人很普通但不平庸，他来这里寻找能给他机会的人。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是朱骏去复兴门地铁站的第三天，一位从地铁下来的中年男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蹲下来看了看朱骏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说：“你要愿意，可以到我那里去试试。”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朱骏。
给他名片的人叫卢辉，是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经理。第二天，朱骏拿着名片找上门去，才知道，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在广州、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见了面，卢辉甚至没有一句寒喧，他将一摞资料交给朱骏说：“你拿回去看看，两天内拿出广告设计草稿。”
朱骏知道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他岂能轻易放过机会！
回到地下室，朱骏很快就将那摞资料看完了。这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很有名的家电企业，要推出的新产品是一款性能和功能都很好的手机。这家企业的家电产品广告几乎家喻户晓，朱骏便在这方面动开了脑筋，他要利用这种已经耳熟能详的宣传效果，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使广告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那么，他设计的广告必须能给人一种联想，一种爱屋及乌的想像。
两天两夜，朱骏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画出了一张又一张草稿。两天后，他带着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件广告设计草稿去见卢辉。
卢辉看了他的草稿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能行，要不，你敢在那个地方推销自己。”
朱骏与公司签下了合同，正式加盟卢辉的公司。
签下合同的那天晚上，朱骏将冯军约到一个小饭馆，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冯军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就做一个流浪艺人。朱骏端起酒杯说：“坚持住，哥们，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遇到机会。”
“不就业”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朱骏这样的运气，撑了一些日子撑不住又回去的，找不到机会碰得头破血流又回归“就业”渠道的，大有人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寻梦者的脚步。
郭建辉就是这样的寻梦者。
1998年，大四上学期，郭建辉经人介绍到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不但使他对自己所学的新闻专业产生了更强烈的热爱，而且喜欢上了这个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城市。他甚至认为，要当记者要搞新闻一定要去北京。
实习还没结束，郭建辉就开始联系接收单位。他实习的这家报社让他留下了简历，同时也告诉他，机会很渺茫，因为报社这年没有进京指标。
郭建辉将简历打印了几十份，送往一家家在京的新闻单位。他的简历是骄人的，担任校报记者的他，几年里发表了近百篇新闻作品，他采写的一组关于贫困生的报道，获得了省级新闻奖，这在在校大学生中并不多见。
准备进人的新闻单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举行考试。考试分笔试和面试，郭建辉从这家考场赶到那家考场，一个多月里考了21场。可是，那些用人单位似乎更青睐当地毕业生，尤其是北京户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