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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私家菜浩如烟海，蕴藏着多少珍品和精品！我有个打算，准备在全北京征集“私家菜”菜谱，我会将那些有绝活的大妈大嫂们请到店里，摆上锅灶，请她们现场给客人表演，对于真正的私家菜精品我会买下专利，请大妈大嫂们在店里带徒传艺。
私家菜不是大锅菜，哪怕是做碗炒饼、做碗酸菜汤，我们也要做出精品。我们还推行“无理由退餐”，即使是客人自己点错了菜，哪怕炒好了，端上了桌，我们也二话不说地退。吃饭是让人开心，让人愉快的事，不能破坏了客人的兴致。
真应了那句“酒好不怕巷子深”。靠口口相传，来小王府的人越来越多。来小王府的人，有住在附近高级公寓的外国人，有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还有带着家人的驻外使节。外宾占了三分之一。有不少人是朋友带来的，回去以后又带来了新的朋友，他们都成了回头客。
小王府的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客人多了，不得不排队等候。半年后，一间半房便向左右扩张成了五间房，再半年又扩张成了一座两层的小楼，第二年，小王府占据了整整一条胡同。
后来我又在其他几个商务区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第四家店。这些店的装修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连餐桌、灯具都是我亲自去选购的，每一家店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家的氛围，家的感觉。
最近，我的第四家店又开业了。不同的是，我在大厅里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一样的餐厅，在那样的餐厅吃饭能给客人一种新鲜感。现在，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销售观点，即“整合销售”，就是感悟市场的感觉需求，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感觉整合在一起。我就是要给客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感觉。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喜欢变化，这也许是我将自己一次次打入底层的性格中的原因。
在我的眼里，餐厅就是人生，它和剧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很大幅度的人性。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不久前曾来北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做导演时，他说，我之所以会做导演，是因为我做过跑堂的服务生，一个好的餐馆其实和剧场相似，有前台，后台，有道具，灯光，演出的空间就是餐厅本身。
每天，当我穿着制服走进餐厅时，就好像演员走上了舞台，有一种兴奋，有一种激动，也有一丝紧张。我对店里的年轻职工说，你如果干了几年餐饮，就相当于在大学里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工商管理，一个是社会学。
一些客人对我说，你店里的服务生温文尔雅，很有自尊。这正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无论是厨师还是服务生，我都要求他们读书学习。我对他们说，现在都e时代了，我不希望你们只会炒鱼香肉丝，只会给客人端茶倒水。我在职工宿舍专门建了一个免费网吧，里面摆了8台电脑，职工工余时间可以去网吧上网。
有人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不敢说将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干什么，也许我会回去搞自行车租赁网络，也许我会回学校念书。但是起码在近几年我不会干别的，我要完成中餐工业化革命。别以为我是吹牛，我已经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这就是：使中餐走制造业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已开始筹备在商务区建立“商务厨房”，为商务区的白领送配餐，保证20分钟送到顾客手里。我计划在2006年完成此项革命，力争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的配餐中心。
我是一个喜欢梦想的人，一个梦想实现了，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出来。现在，我觉得自己玩餐饮还没玩够，等哪一天玩够了，也许我又干别的去了。
我还是那句话，人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有人看我只抽2。5元一包的“都宝”烟，很吃惊说：“你这个大老板，怎么说也该抽‘三五’、‘万宝路’吧。”可是，我抽2。5元一包的香烟能找到抽10元一包香烟的感觉，为什么我不抽2。5元一包的？有的人活了一辈子都是活给别人看，比如说，有的男人10个手指就戴上了四五个金戒指，你看我，10个手指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却全是24K呀，哈哈……。
我总觉得那些喜欢张扬的人，恰恰是最没自信的人。其实，自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自信，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大学生办起了玩具厂
回到乡村的大学生，办起了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
山东平度有一个叫大后寨的村子，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几年前，那里出了一件让乡亲们匪夷所思的事儿——村里李老汉四个读大学的儿子，放着大城市里的铁饭碗不端，放着
好工作不干，都回村里来了。
李老汉有五个儿子，家里虽然穷，可这几个儿子没一个下地干活的。到了上学年龄，李老汉就将他们送进了学校。大后寨村是个偏僻的山村，村里的农民多在土里刨食，村里所谓的企业也就是开个磨坊、豆腐坊什么的，再就是用玉米皮、麦秸秆编个筐编个篮拿到镇上卖了挣点盐钱酱油钱。山外的世界天翻地复，可是大后寨村民的生活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没什么大变化。
李老汉含辛茹苦地供几个儿子上学，为的是让他们走出山村，有个好的活路，不再受苦不再受穷。
1984年，李老汉终于盼来了第一个喜讯，老二德顺考进了河北矿业大学工程经济系。李老汉喜泪横流，这可是李家多少代人中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呀！
仅靠在地里刨食供几个儿子上学，已经不行了，老二上大学更要花钱。李老汉借了点钱，盖了三间小屋，买了粉碎机、轱辘磨，开了个小磨坊。村里的电没个准头，白天经常停，有时半夜才来电，啥时候有电了，老汉和老伴就啥时候起床磨粉。那时候，磨一斤玉米给1分5，磨一斤小麦给8厘。
1985年，老三李德良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
1987年，老四李德新考入上海外语学院外贸专业；
1988年，老五李德科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燃气工程专业。
李家几乎一年一个喜讯。一家子出了四个大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上的名校。李老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说起话来，声音亮底气足，走起路来胸膛也挺高了。
从84年老二考上大学，到1992年老五毕业，李老汉和老伴整整推了8年磨。
李老汉终于苦尽甜来，四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老二毕业分到了平度市水利局的一家企业，老三分配到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老四在山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老五在青岛市煤制气公司。李老汉终于梦想成真，几个儿子几乎都在大城市，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老五李德科报到上班的那天，老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指着磨坊大着嗓门对老伴说：“把这些东西处理了，咱再也不用推磨了。”
李老汉的磨坊连机器带房子，2500元就出手了。他一点也不心疼，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可是李老汉做梦也没想到，出去的儿子，一个个地又都回来了。
最先回来的是老二李德顺。李德顺是第一个考上大学走的，没想到第一个回来的也是他。
那是1994年春节，几个儿子从四面八方都赶回家来过年，一家人团团圆圆聚在一起，李老汉和老伴高兴得合不拢嘴。
春节前的那几天，几个儿子不是去村里转悠，就是躲在屋里关上门嘀嘀咕咕地议论着什么。李老汉没往心里去，以为几兄弟好不容易碰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年三十的中午，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年饭，儿子郑重其事地为父亲斟满了酒，屋里的空气刹时有点紧张，兄弟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情有点诡秘。这一切，满心高兴的李老汉全然不觉，他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
看父亲干了杯中酒，老二开口了：“爸，我想把工作辞了，回村儿。”
李老汉听了一愣，瞅瞅儿子的表情不象是开玩笑，他把酒杯重重地摔在桌子上：“你说什么？”老汉瞪着儿子，眼睛都红了。
也许父亲的反应早在李德顺的意料之中，只见他不急不恼，语气平静地说：“这个事我想了很久了，我在那个厂子干了6年，干不出什么来，我早就不想干了。再说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回村办企业。”
李老汉以为是老二一时糊涂，正想让老三、老四、老五劝劝老二，没想到，这几个儿子不但不劝老二，倒一起都来做他的工作，给他讲国家大好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在村里办企业的优势。老汉这才明白，几天来，他们几个关在屋子里嘀嘀咕咕议论的原来是这件事。
他的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毕业了，我才轻松几天？你们又要回来？”他饭也不吃了，摔门回自己屋里闷着。这是李老汉最窝心的一个春节。
父亲的猜测没有错，这件事确实是四兄弟密谋已久的。
原来，四兄弟是想在村里办一个玩具礼品加工厂。这主意最早是老四李德新出的。在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干了几年外贸工作，李德新看到，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服装、鞋帽、玩具和工艺礼品占了很大比例，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制造的玩具和工艺礼品，由于带着东方的文化特点和不同于西方的巧妙构思，加上价格便宜，所以在欧洲、美洲、澳大利亚等地一直很受欢迎。
四兄弟讨论认为，玩具礼品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生产技术也不复杂，村里一直没有家象样点的企业，乡亲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守着穷日子，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生产，就能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再说，厂子办在农村，劳动力多，成本低，而且生产用的原料还可以就地取材，比在城里办厂要合算得多。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他们分析认为，只要能设计、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愁找不到市场。
兄弟四人商量好了，老二离家最近，他工作时间也最长，最有经验，让他先下海，创一个企业，看看怎么样再说。如果失败了，也就算了，凭着老二的能力不愁找不到个饭碗，如果企业办成了，大家都回来一起干。
虽然父亲的工作没做通，老二李德顺还是辞掉了工作，卷起行李回到了村里。
见上了大学、做了国家干部的李德顺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又穷又落后的小山村，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李老汉只能干生气，儿大不由爹呀，他拿儿子没办法。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说：“不管怎么样，一个铁饭碗砸了，还有另外三个保着呢。”
可是话音还没落，老五李德科又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他辞去了公职，去了一家韩国商社。李老汉虽然生气，但儿子好歹还在城里工作，还是城里人。
李德顺很快就将厂子办起来了。建厂之初，他只有七、八间破房子，20多工人。可是，在这个他自己搭建的舞台上，他的智慧和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找到了原来从未找到过的感觉。偏僻封闭的小山村，来了一拨又一拨生意人，农民生产的玩具礼品一车一车地拉到城里，送上市场。
见老二的工厂真办起来了，李老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由他折腾去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老三、老四、老五也要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里跟老二一块办厂。
第一批回来的是老三和老四。老二李德顺的工厂办了两年，已到了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但要扩大生产规模，而且产品急需上档次，只有产品上档次，才能打入国际市场。老三李德良和老四李德新就是想回来跟老二一起把企业做大，把产品做到国际上去。
1996年春节，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儿子都回来了。李老汉没想到，老三、老四一回到家就跟他商量起辞职的事。老汉急了，拍桌子瞪眼睛对几个儿子吼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李老汉来说，这年的春节是一个更窝心更窝火的春节。儿子们在家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发脾气，说着说着就拍起了桌子。
老汉每天长吁短叹：农村人收入不多，都想走出去，你们倒是出去了，到了城市，成了国家干部，人家谁不羡慕？现在倒好，一个一个又都要回来。我辛辛苦苦供你们，还不是想让你们走出穷山沟。
儿子们知道父亲是为他们担忧，老四德新说，我们就是干失败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无非是去给别人打工，我们还年轻，有什么风险不敢面对的？现在搞市场化，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破产，市场经济就是谁有能力谁干，谁干得好谁生存，谁干得不好谁关门。不管你是国有的、私营的、外企的。也别担心干个体了，没人给我们保险了。我们赚了钱，可以自己给自己保险嘛，有病了自己掏钱看病。再说，公费医疗也要改革了，以后就是在机关企业还不得自己掏钱看病。
见两个儿子主意已定，父亲让步了，说，要回来，也只能让老四德新回来，老三德良是万万不能辞职的。省公安厅是什么地方？那是管人的地方，又是国家机关，又保险，说什么也不能辞职。
春节过后，李德良、李德新的假到了都匆匆回单位去了。李老汉以为他们回心转意了。可没过多久，德新回来了，紧接着远在江苏的德良也辞去公安厅的工作回来了。
看李家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又都回来了，村里人更议论纷纷：
“他们家那么穷，供了四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人家都是往外走，到国外去，他们怎么往家回啊？人往高处走，他们咋就偏偏要往低处流呢？”
“他们是不是没能力在外面混不下去啊，要不怎么不在城里办大企业，回来搞这么个小企业？”
有记者听说了这件事，赶来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村里来。老四李德新说，回到家里有我们的原因，我们觉得以前的单位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我们的村子很贫穷，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从小，父老乡亲把我们培养成人，现在我们学成了，就总想着，如果有机会能和乡亲们一块奔小康，改变家乡面貌，是我们的心愿，家乡的人就是种那几亩薄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想我们可以搞个厂加工玩具礼品出口。这个厂虽然设在农村，但我们做的生意是国际化市场大循环的一部分。
到这年年底，老五李德科也辞去了在韩国商社的工作回村里与哥哥们一起干。
不久，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老四德新任总经理，老二德顺任董事长。四兄弟发挥各人专长，有的负责技术开发，有的负责组织生产，有的负责外贸出口，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在大后寨村周围的农村开办了50个玩具加工点，并有了300多名固定工人，而且每年有8000多农村闲散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在家里、在炕头为他们加工玩具礼品。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或在家里就能有一份活干。
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越做越大，一家瑞士商人为它投了资，它于是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样就有了进出口权利，有资格上广交会，也有资格申请国际博览会的摊位了。这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海外订单。
到1999年下半年，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两个点，还聘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为他们设计产品和提供市场信息，这两位外国人帮他们干活，在他们这里拿工资，成为公司第一批外国打工者。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他们又相继在德国和美国办起了两家分公司，搞跨国化经营。除此之外，他们还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老二李德顺是学机械的，他们投资200万元，又办起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要将自由散漫的农民培养训练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工人，这中间有一个很大、也是很艰难的跨越。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招的工人都是乡里乡亲，规章制度执行起来一定很难，有没有碍于情面不好处理的事，碰到这种事你们怎么办？”
他们说，制度定了就必须执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而是要让人适应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必须走的过程，哪怕是痛苦的。
他们说了两件事。
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出差丢了500元钱，按厂里的制度必须赔偿，但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打了个欠条。后来他要调走，我们就让他还了钱再走，这下，亲戚之间见面脸色就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