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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个话题。倪萍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正上高三，她说：〃如果你的女儿选择不上大学，去干别的，你会支持她吗？〃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竟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如果不上大学，她要走的将会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辛的路，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学。但是，如果她觉得那种选择能给她带来快乐，并有面对艰辛和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具备走这条路的能力，我也许会支持她。〃
这种莫拟两可的回答也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我又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他们脚下的路本应该宽阔些、平坦些，快乐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承受理想错位的痛苦？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给他们自己！
有人估计，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
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的潜能才会被激活。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9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夹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40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
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
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
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
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但是更多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作出妥协。（未完待续）
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坚守
贫穷让我作出了妥协，但我却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坚守。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人的记忆有时很奇怪，平时，它似乎沉睡着，那些断裂的、一个个记忆的碎片，被时间冲刷到心的某个角落，使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可是却不知，那一个个记忆的碎片其实无时不潜伏在我们周围。它们或潜伏在一件很久没有穿过的衣服上，或潜伏在一句偶尔飘过耳边的歌词里，或潜伏在一个突然撞入眼帘的物品上，或潜伏在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里，有时也会潜伏在一个能唤起回忆的场景里。比如那个午后的酒吧，酒吧里那位因理想错位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女大学生。这一切唤醒了我对一个人的记忆。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
我是在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了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宿舍找他，同学说他回来后又去校图书馆了。踏着落日的余晖，我找到了校图书馆，在渐渐昏暗起来的阅览室里，我见一位年轻人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书。一问，果然是林永强。
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付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50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3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这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他的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是土木工建专业，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象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
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零两分。
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作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作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
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
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
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说，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
天渐渐黑下来，阅览室的灯亮了。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清华大学土木工建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就在与王姗见面的那个夏天后的秋天，还是采访大学贫困生，我走进北京地区一所所高校，认识了一位位来自四面八方的贫困生。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有着其他同学不曾有过的经历，经受过其他同学不曾经受过的苦难。采访中，我曾向他们问过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们填报的志愿是不是你们感兴趣的、爱好的专业？他们中竟有70％的人回答说：〃不是〃。而让他们作出无奈选择的主要原因是：贫穷。
11月5日，北京城里刮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风卷着落叶旋转着，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嘶鸣声。街道上已满是落叶，行人纷纷竖起衣领，侧着身子奋力前行。
顶着大风，我如约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采访一位叫姜辛的大学生。
姜辛的宿舍在学生公寓1号楼。门口是一片依然葱绿的草坪，还有几株在风中摇曳的菊花。正是中午，宿舍楼里静悄悄的。我推开217房间虚掩着的门。
姜辛笑眯眯地站起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间米黄色的旧夹克，握着我的手很有力很温暖。在这之前我就听说，姜辛是院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学生话剧团的编剧和演员。如果不是身上那件显得有点土气的旧夹克，很难将他与贫困生联系起来。
下面记录的是他的自述：
我出生在吉林省桦甸县一个农民家庭。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的弟弟。
我父亲是地道的农民，母亲是当地农村小学的公办教师。由于父亲年轻时身体就落下了病，基本上不能干农活，家里的生活几乎全靠母亲微薄的工资。我家里还有年迈的姥姥，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也许因为母亲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她便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和弟弟身上。我2岁半时，母亲就开始教我认字，在我六、七岁时，她就开始让我看白话版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到了小学二、三年级，我自己开始看《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小学4年级时，我已经学完了初中的语文教材。
当初，母亲教我认字时，也许并没有希望我以后当作家，或谋一份靠文字吃饭的职业，她只想有一天我能考上大学，能摆脱贫困的命运，不再象她一样一辈子受穷。可是我却痴迷上了文学，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要当作家的志愿。上初中时，我的作品就开始见诸于报刊，我还喜欢写话剧、写小品、写相声，在全县举行的中学生文艺演出中，我表演的相声还得了一等奖。
1997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的高考我考得不错，高考成绩出来后，为了填报志愿，我进行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那年，我弟弟已经在上高一，母亲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只能勉强让家里人吃上饭，供两个孩子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母亲已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频频发作的心绞痛常常折磨得她面色如纸，可她一直硬挺着站讲台。如果母亲倒下了……，我不敢想下去。
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他们也觉得我在写作上有灵气，会有发展，虽然家里生活如此窘迫，他们仍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我自己。
我怎么办？如果去读文科专业，四年的学费、生活费就要好几万，家里就是拆房子卖地也凑不齐这笔钱。我是家里的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不能让多病的父母再继续供养我。那样，我会日夜不安。
放弃爱好、放弃理想是痛苦的，但是我别无选择。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填报了军事院校。因为上军事院校不但不用交学费和生活费，连衣服和生活用品都不用自己掏钱。
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50多分的成绩被某军事院校录取，学了一门与我的爱好毫不相干的专业。
可是，进校仅仅3个月，不幸就降临到我身上。一天，我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感到两眼发黑，一下子便晕倒在地。这种情况，后来又频频发生了几次。学校将我送进北京301医院，检查结果是，椎底动脉血管狭窄。一次次晕倒，就是因为椎底血管狭窄供血不足引起的。医生说，这种病尚无好的治疗方法。
在医院住了一段后，学校跟我做工作，让我退伍回家。闻讯，我如雷轰顶。它给我的打击可想而知。那几天，我躺在病床上偷偷地流泪，我不断问自己，我今后怎么办？怎么办？
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亲自到北京来接我回家。父子见面相对无语，在父亲面前我没有流泪，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他和母亲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回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愿出门，除了治疗，我几乎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冥思苦想，或将自己的苦闷宣泄在一页页稿纸上。一个月后，我终于从痛苦中走出来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人生的路并没有全部向我关闭，我的身体状况不能适应军事院校的生活，但是在地方院校，我这种病并没有列入不被录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还可以重新报考地方院校。
我又重新振奋起来，将高中课本找出来复习，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由于身体状况不好，1998年我没有能参加高考。1999年，我和弟弟一起走进了考场。
我和弟弟的高考成绩双双超过了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本可以填报一所比较好的院校的弟弟，填报了一所农业大学，因为农业大学的收费要比其他院校低。我填报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我之所以填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有一个说出来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