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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天我都很亢奋，那些每天都撞入眼帘的新鲜事，那些不同类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每天都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和激动。
春节我没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说在北京实习，却没敢告诉他们实情。爸爸他们以为我是在中关村的某家电脑公司实习，也就没坚持让我回家过年。
春节前后的那段日子，报社的记者休假的休假，探亲的探亲，正需要人干活，我有了更多的采访机会，我还用上了他们的电脑，不用再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稿了。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稿子见报，有好几篇稿子还上了头条拿了星稿。
直到开学的前一天，我才恋恋不舍地结束实习生活返回学校。这次实习，我带着功利目的而去，但是回来时我知道，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十几篇新闻作品，还有我对这个职业更深的痴迷和热爱。
这十几篇新闻作品成了我进新闻传播系的敲门砖。我终于敲开了那扇我渴慕已久的大门。
因为要向学校交转系费，那是一笔不算少的钱，我这才不得不将调换专业的事向父母禀报。父亲听了后大发雷霆，母亲气得哭了一场，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见我去意坚定，父母不得不作了妥协。
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成了新闻传播系的学生。
一位失败者的自述：
你问我调换专业为什么没有成？不为别的，就因为没有钱，我拿不出那笔高达一万五千元的转系费。
一万五千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那是种地的父母也许要辛勤劳作20年才能得到的收入。
我家在贵州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全村没有一块象样点的地，农民就靠在山上种一些象羊拉屎一样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挂坡地糊口。人畜用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坑一担一担往家挑。买盒火柴、称斤盐也得要走几里山路。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们村里的老人有一大半没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1996年，电线拉到村里，家里的电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有的老人竟吓得往屋外跑。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回头眺望山腰上若隐若现的家，我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我报考大学时，填报的是这所大学的经济法专业，可是录取我的是历史专业。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只顾为考上大学高兴，并没有想很多。进校后，我才意识到学什么专业太重要了，因为它关系到毕业后的就业，还关系到收入的高低。我听说，一些热门专业不但就业率高，收入也高。象我学的这个历史专业，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
我开始暗暗懊悔当初，不该为了能上大学在志愿表上填了〃服从调剂〃。
进校不久，我就开始为毕业后的就业忧心忡忡。因为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包分配，工作得自己去找，象我这样学的是冷门专业又毫无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农家子弟，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都成问题。我之所以忧心忡忡，是因为，象我这样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不但要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立足，同时还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的父母、我的弟妹，他们将摆脱贫困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应该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应该帮助弟妹们完成学业，争取使他们摆脱受穷的命运。
就在我情绪低落、忧心忡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学校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当年进校的部分新生调换专业。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我马上就写了一个申请，申请转到经济法专业。我之所以想去念这个专业，除了就业的考虑，它其实是很早以前就藏在我心里的志向，不然当初填报志愿时，我不会将经济法专业填进我的第一志愿。
想学经济法专业，缘于高一那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为了供我上学，已经46岁的父亲，跟村里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到福建打工。那是一家私人企业，他们做的工作是将一张张铁皮压成一个个棱型的产品。父亲没有想到，那冲床有时会变成咬人的老虎。一天下午，事故发生了，那台冲床咬断了父亲两根手指。
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由那台冲床的质量引起的。可是那家企业的老板，让人将父亲送到医院里包扎了一下后，扔下500元钱便让父亲回家。
父亲跟他说，我的一只手已经残废了，回家也干不了农活，你不能给这一点钱就将我打发了。
那老板冷着脸说：〃手断了，只怪你自己不小心，你要不服，你告我去，到时候，只怕你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父亲被吓住了，拿了那500块钱就回家了。到了家，那已经发炎的手肿得变了形，后来用了不少草药才消炎止肿。
得知消息，我悲愤难抑，我想，如果我有钱请律师，我一定要去告那个老板，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那时，我就想，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我要去做一名律师，专为老百姓打官司。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填上了经济法专业。
由于历史等一些专业面比较窄的专业近两年就业形势不大好，学校适当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我的申请被批准了。
申请被批准了，能去学自己理想的专业，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我却愁肠百结。因为我得知，调换专业必须交一笔费用，从历史系转到经济法系的转系费是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进校后，由于我是特困生，学校免了我的学费，生活费和杂费全部靠贷款。我哪里有钱交这笔转系费？
这时候我才知道，虽然学校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虽然学校给了想重新选择的学生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得到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也想过贷款，但是银行规定，贫困生每学年的贷款额度最高不能超过8000元。我也想过去借，向谁借呢？我没有有钱的亲戚，也没有有钱的朋友。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后来我知道，因为没有钱而放弃这次机会的人并不只我一人。
庆幸的是，学校为我们又开辟了另外一条路，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现在，我在学习本专业课的同时，还选修了几门经济法专业课程，我想争取拿到双学位。
学生进校后想调换专业，学校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无论是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还是人才培养的规格仍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整。学生进校后重新调换专业，这势必会带来部分教育资源的浪费或增加。
但是，允许学生进校后调换专业仍只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如果羊圈扎得很科学、扎得很牢，如果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少一些苦涩，少一些无奈，少一些盲目，调换专业的事也许就少了。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贫穷而无奈地放弃理想，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真正消灭贫困。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茫然无知而错失理想，寄希望于他们不但要有选择的目标，更要有选择的能力。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选择的错误而抱憾终生，更寄希望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日臻完善，寄希望于一个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充满人性关怀的教育体制的诞生。（未完待续）
第二章 逃出大学
逃出大学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
我站在报社4楼办公室的窗前，眼巴巴地盯着报社大门口。见风越刮越大，天色越来越
暗，心里暗暗着急。我和小路约定下午3点钟在报社见面，可是已经3点半钟了，还没见到他的身影。是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风阻止了他呢，还是他突然变卦了不愿见我？
我正胡思乱想着，见一位年轻人吃力地推着自行车走进了报社大门。从那鹤立鸡群的身影，我一眼就认出是小路。
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在坐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这时，朋友的手机响了。给他打手机的正是他旧友的儿子。只听他说：〃小路，你妈妈在这里，你也过来一块儿吃饭吧。我们在沪江香满楼，你坐出租车过来，快点，我们等你。〃
他刚关上手机，小路的妈妈就说：〃咱们先吃吧，不要等他，他绝对舍不得拿钱坐出租，他要省着钱买影碟呢。〃
果然，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见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给大家介绍说。
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低声问：〃倒了几次车？
〃两次。〃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坐出租，身上还有多少钱？〃
〃20元。〃他边回答着，边快速地咽下一个包子。
〃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我知道，给你的钱你都拿去买影碟了。〃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未完待续）
上大学难道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吗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象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
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才会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端上金饭碗。而对于父母们来说，那还是脸面和荣耀。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我想，如果请文章的作者来做这样的题，说不定也会做错，因为，他绝对不会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动笔写的。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记得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
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的，罚抄写一百遍课文的，罚去学校操场跑10圈的。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老师们以为这样的惩罚可以让学生长记性，可以让学生不再犯错误，但是它带来的后果，也许是学生对学习、对学校的惧怕和厌恶。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象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的有点象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上了大学，便有了一种身份和地位，还会有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而摄影，它并不能给我带来上大学能带来的一切。
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
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我甚至有一个很宏伟的拍摄计划，要将北京城里的所有胡同都给拍下来，并结集成书，就叫《北京的胡同》。
上高一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来历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未完待续）
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
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