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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严重，但道理确实如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使命，只是由于精神意志的限制，使大多数人难以胜任。在工作中，人们善于指使他人，但是当使命落到自己肩上时，他们却不知所措。庸懒、愚昧和无能使他们百般推托，最终这些人将被社会所淘汰。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送信’的使命，无数之人为此而奔忙不息，你曾否考虑让自己具备‘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这种精神呢？”
照着作者的混蛋逻辑，似乎所有被解雇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全是因为不具备“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精神的人——这未免太荒唐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失去工作是因为他就职的公司倒闭了，这就像在战争中，你恰巧很不幸呆在战败国的队伍中，即使是日本那样的国家，在战败之前，出动无数神风敢死队队员，以自杀式的袭击来表达对天皇的忠诚，但是依然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依然要在投降书上签字。对于一个不景气的公司，对于一个高层领导无能的企业，你越忠诚，你就越倒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从来不编造故事，如果你不相信我的故事，你自己可以去国有企业找一些员工聊聊，看看有没有我说的事情——我一个朋友，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一个国有企业，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单位，过年过节都要发钱发东西的那种殷实老企业，后来企业换了一个新领导，这名新领导从上任起企业员工就没见到他几面。新领导喜欢出风头，上报纸上电视，员工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企业领导出席各种以企业名义办的活动——比如什么演出了晚会了，后来又听说要拍电视剧，投资规模巨大，接长不短的还能看到自己企业冠名的各种选美比赛歌手大奖赛等等。工厂的财务发现，新领导上任以后，虽然挣钱不行，但花钱可是一把好手，每个活动最少都上百万，而且无论去什么地方，新领导都要包飞机飞去飞回，气派大得很。折腾了一年多，据说新领导来之前，厂子的账上至少有几个亿的活钱，稳稳当当维持生产没问题，但是新领导这么一折腾，下面的中层一看，谁还管生产呀？都赶紧捞——也就一年的光景，企业跨了，破产了。据说当企业发不出员工工资的时候，企业的员工还在报纸上读到他们领导花了30万包了一架飞机出席海南某个选美活动的消息！
最后的最后，那位新领导没有受任何处分，他来企业员工没见到几面，他走员工也没见到，但是员工却要因为他的过失而下岗——这是故事背景，我来讲我的朋友，她是一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员工，每天照常上班，照常下班，领导让干啥就干啥，旁的员工早给自己找退路，她不动，她不相信这么历史悠久的企业怎么可能说垮就垮，她要留下来和企业共度难关，直到企业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她还是任劳任怨，直到最后企业对她说，你回家吧，你下岗了，她这才如梦初醒——那本告诉你送信给加西亚的人在他的书中是怎么说的？“如果能捏得起来，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磅智慧”，可是，她到那时才明白，她的忠诚对于这样的企业这样的老板来说，一钱不值。
一个送信的活动和摒除借口的行为在他们原来的发生地并没有什么错，不过当公司不是军营，没有战争让人的行为可能关系到保护国家权益或者危及国家安全，当就业形式不容乐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劳动者的权利基本有可能被践踏而无法完善解决的环境下，凭什么还要员工没有任何借口，并且还要求员工“把信送给加西亚”？
一个公司办不好，就像一个政权找不到为它流血的士兵一样，当然是领导层的问题——凭什么要转嫁矛盾？为什么你的员工懒懒散散，为什么你找不到肯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每个走下坡路的企业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没有人才肯为我效力，而不是对正在为自己效力的员工说——去加班！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许失败！！
战争需要流血，但工作并不需要付出生命——别跟我说工作是需要你用生命去做的，别骗人了——那么多烈士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不再流血牺牲？董存瑞是为了新中国舍身炸碉堡、黄继光是为了革命胜利奋不顾身堵枪眼，还有烈火烧身纹丝不动的邱少云，哪个国家没有几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英雄？哪场战争没有无数视死如归的士兵？但是，工作和战争是一回事儿吗？为人民利益而死、为保卫祖国而战、为捍卫自由和领土完整而英勇捐躯，那是让人敬重，但是为了一个根本不顾及你生命的公司付出你的健康，你觉得有意义吗？我告诉你——焦裕禄同志累病了，那是为人民服务；你为一个老板累死了，除了你的亲人为你伤心，没有人再惦记你！人们甚至会嘲笑你，说你为了钱不要命。
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一篇报道——《一个外企员工的死亡裁定》，报道涉及戴尔公司中国总部一员工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死亡，由此引发是否工伤的劳资争议，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5年1月26日作出结论，该员工之死不属工伤。是不是属于工伤是另一个范畴的事，但是据说，在这次裁定中，该市相关部门被要求“妥善处理，不能让戴尔生气”。
因为戴尔公司是当地利税大户，地位非同一般；此前，戴尔公司有意将总部迁至上海，当地政府多方挽留。或许可以这样推导：假如戴尔生气了，就有可能离开当地；假如当地没有戴尔，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指标……
由于早年做记者的缘故，我接触过不少类似的事情——总有许多公司生怕对自己的员工太好了。记得曾经采访过一些地方企业，那些企业中有许多常年发生各种事故，但是企业领导却大大咧咧地说：“干革命工作哪有不死人的？要奋斗就有牺牲。”
过去几年，各种矿难层出不穷，说老实话——如果企业领导能把员工的生命放一点点在心上，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不就是在追逐经济利益和维护员工人身安全上，把前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了吗？“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中国全国死于煤矿意外事故的人数为6；702人，占全世界同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80％。在这一年中，中国平均每生产一百万吨煤会死亡4。17个人，其中国有地方煤矿平均每生产一百万吨煤死亡3。13个人，而乡镇煤矿则平均每生产一百万吨煤死亡9。62个人。中国煤矿如此之高的百万吨死亡率，不仅任何发达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在发展中国家也极为罕见：中国煤矿死亡率为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就是对同样贫穷的印度来说，也还为印度的10倍！除了在极少数国有大矿之外，这些下煤井以命换煤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
也许你会说——他们都是农民工，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拿命换钱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么想，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被逼着“拿命换钱”——因为你的这种想法——生命分高低贵贱的想法，就是一种杀人的想法。
我一个朋友一直是小资类的女白领，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是城里人，每天开着车上班，新近又买了房，办了贷款。但是她发现她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多，几乎不可能完成——于是有一天她去找老板，告诉老板她已经连续几个星期都加班到夜里十二点了，她需要增加人手。老板说：你加班到几点不是我要关心的，如果你做不了，你就离开公司，我2000元一个月找三个大学生，保证完成任务，为什么要6000元给你，你还说干不了要加人手？给你6000元，就是让你干出6000元的活儿来！
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搏命，一条辞职。她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在西方，任何一家企业都要保证劳动者的合法休息权益，但是在她的公司没有；在西方，任何一家企业裁员都要给一定补偿，但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里劳动者的权利有可能随意被剥夺，企业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西方企业，如果有员工告企业歧视、侵犯自己的人权，这家企业先不说要赔多少钱，单是社会名誉这一条，就损失惨重。
在这里我无意讨论一个民主社会的人权问题，也无意讨论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事项，那超出了我这个系列的写作的范畴。我只是早就听够了，已经有无数的人告诉过我了——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富人就是要比穷人更有权利，否则谁还要去做富人？社会进步就是要牺牲穷人的利益，如果穷人和富人之间只有一方能满意，我们当然要让富人满意——这就像员工和老板一样，不能让老板满意的员工不是好员工，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员工赶到大街上。如果有人遭遇不幸，那么是他自己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不幸的人一定有自己的责任。
好吧，就让我们忘记对公正公平的追求，放弃对“缩短贫富差距”的探讨——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吧？是为了让家人幸福吧？那么，就请记住——工作和事业是有区别的。事业是值得你为之努力一生的，有的时候你必须为了事业而忍受许多痛苦，但工作，它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相反——没有人生来是为了工作的，除了奴隶。你该学会区分你的工作和事业的关系，有的时候为了事业的缘故，恰恰必须不断地放弃眼下的工作，恰恰无法做一个肝脑涂地的员工。
也许你会说，如果所有人都在拼命工作，我怎么办？他们每个人都加班到夜里一点两点甚至通宵，我怎么办？老板只喜欢这样的员工，如果下班就回家，那么可能不久我们就失去工作了——没有工作我们怎么生活？
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确实有这样的公司，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肆无忌惮的加入到这个无耻的队伍中来——没有任何一家欧洲公司或者美国公司在他们本土敢这样无耻，但是在国内，太多的公司都敢这样明目张胆——为什么？许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不愁劳动力，所以没有办法保护员工利益，其实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个原因——顺便说一句，人都有贪婪自私的本性，而法律要做的事情就是限制这一本性，如果法律不健全，那么本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被激发出来——因为假如一家公司赤裸裸地拖欠员工工资而不受到惩罚，立刻行业内的其他公司就会跟进，最后甚至会成为行规——比如曾经建筑业就大规模地拖欠民工报酬。谁都知道这样做可以压低成本，而又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这样做，或者即使有法律规定不允许这样做，那又能怎么样？民工知道怎么使用法律吗？即使知道，他们敢吗？
我不愿意教给你阳奉阴违——尽管许多公司的员工都这样做，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员工很令人讨厌，但后来我懂了——这是因为他们就职的公司实在太糟糕了，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再没有任何借口，还成天惦记着高难度的“送信”，那就等于把绳索套在脖子上，自己再使劲拽。当然，我不是倾向让你去回避你该负的责任，任何时候你都不要这样做——你的工作并不值得你撒谎，你没有必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阳奉阴违的小人——除非是为了活下去不得已偶一为之。
我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操作性的方法——如果你的工作一定要你透支健康，你一定要缩短这份工作在你生命中的长度，你想一想，你为什么非要这份工作不可？不就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你之所以没有选择，无非是因为你没有经验，没有人脉，没有钱，那么好，趁着年轻，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你的专业，尽量不要太多不必要的消费——比如暂时不做度假计划，争取家人的体谅，跟父母说明情况，你需要一段积累财富的时间，让他们不要太着急收回教育投资，暂时不要买房买车，也不要在爱情上花太多的钱，你给你的爱人时间就行了，如果对方需要你的腰包，那么你劝他（她）再等一等，如果因此失去了对方，那么记住后悔的不是你——在你的面前，你要有漫长的人生，不要在一开始就被那种不能为你忍受简单生活的人绊住。
然后当你手头有了一定的积蓄，你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个时候你就该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了——你要相信自己，如果你失去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你就永远也找不到工作了，那只能说明你笨或者运气太差。当你手头有了积蓄，你就不会太在乎你的老板，大不了不做了——这个时候你要积极积累你的人脉，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知道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当有人请你加盟的时候，你就可以挑选和提条件了！记住，一个苛刻的老板，他永远只配用没有经验的新人，他活该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被淘汰。
在《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告诉你，如果你不为你的老板好好干，你就会失去工作，我告诉你——如果你有本事，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工作，而至于你的老板，你知道每天有多少老板因为失去人才而丢掉自己的产业吗？不要惯那些没有见识不懂得尊重人的老板的狗脾气，他们根本不配成功。在中国，这些老板的成功，几乎是国家的耻辱——也许你会说我太意气用事，也许你会说无毒不丈夫，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咱们真应该向西方人学习——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至少能做到在公开场合承认对人的尊重，包括对他人情感的尊重——这甚至是他们立法的基础。比如哈里王子，在一个朋友的化妆晚会上，穿了一身纳粹的军服，媒体震惊，舆论谴责。据说，哈里王子的父亲一夜没睡，他决定将哈里王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接受历史教育——而哈里王子在当天晚上就做了公开道歉。如果我没有记错，赵薇也穿过日本军旗照相，虽然媒体有愤怒的，但很快就有人说第一赵薇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第二咱们也应该宽恕日本人，中日友好那么多年了。日本人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像德国人和纳粹分子的区别一样明显——在欧洲，不要说政治家，皇室成员，就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敢对纳粹说“宽容”，敢对什么人穿纳粹衣服表示“人家有这样的自由”，那他试试看——对欧洲人而言，对纳粹的态度是最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一帮傻冒伪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还振振有辞地给你讲什么“宽容”“自由”，他们怎么就不明白，你对强盗的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呢？你给予别人侮辱你的自由，你就是在公开侮辱“自由”本身？
我还记得有一年有个外国人穿了一件告诫中国人的T恤在南京逛街，愤怒的南京市民要求他必须脱下来道歉。于是又有一帮傻冒伪知识分子议论说：“又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外国人穿告诫中国人的衣服逛街”“南京市民要求人家脱衣服道歉是不礼貌的”——我觉得这帮伪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傻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不是就意味着能随便伤害别人的感情？如果这么说，哈里王子在私人聚会上出于好玩扮演纳粹士兵，身为一名王子连这点自由难道都没有吗？当然没有，因为他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他对不起那么多惨死在集中营中的可怜的犹太人。在许多伪知识分子脑子里，他们认为人的感情是不值钱的，他们会说——要有理智。包括汉奸墓被砸，他们也说，砸墓是不理智的，废话——理智谁还砸啊？人的情感本身就包括愤怒，尊重人类的情感，就包括对愤怒的尊重——难道对应该愤怒的事情，保持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就是有心胸有理智吗？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律政俏佳人II》——剧中主人公是一个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她在一个著名的律师楼实习，到实习结束那天，她做了一个案例：一家著名的化妆品公司滥用动物做实验，她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但是她公司的老板说：对不起，法律没有规定这不合法。
她说：“那么我们应该努力修改法律以限制这种行为。”
于是她被炒掉了——有几个中国人会像这个美国小美妞那样去争取修改法律并认为这是最酷的事儿？如果有中国人这么干，估计国内那帮伪知识分子早在那里嚷嚷：法律没规定，不要那么不理智。
法律规定的是人们行为的底线——而且法律是可以修改的。英国著名女权领袖曾经有一句名言——在那个时代，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但是她坚持认为这一法律必须修改，为此她被拘禁被审判——当她站在审判席上，她说：“WE ARE HERE NOT BECAUSE WE BREAK LAW，BUT BECASUSE WE WANT TO MAK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