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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对在附近闲逛的人身上；而他们也正注视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点像政府公务员或中型公司的白领阶层：短袖、没有皱纹的衬衣，普通的领带，松松垮垮的裤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服饰。但他们显得挥洒自如，这令我想起与麦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侦探们。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视线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请跟我说说包贡的经历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他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动声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让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从孩提时代我就认识了包贡。”他说，“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我们的家庭送我们一块上学。在我的表兄和包贡的姐姐结婚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阮凯告诉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你、她还有包贡在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在帆港的法国殖民地博物馆。”
“噢，是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承认这件事，“南越最后一任总统的妻子蒂厄夫人要包贡当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包贡则请我和阮凯帮忙。”
“这个博物馆听起来像是一笔家庭财产。”我说，“包贡先生与蒂厄夫人有过联系吗？”
他再次点了点头：“这是越南人做事的方式。”
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一个居住在污水横流的河堤旁的小屋里的人来说，米丹先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他的英语口音纯正，言谈举止文雅大方。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太和谐。
“当共产党从北方大举进攻时，我们——包贡、阮凯和我只有一天时间把那些最重要的博物馆珍品装入箱子，并装上军车。”他的目光穿越港口，回忆着往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和四辆卡车。但我们却要挽救经历过八百年风风雨雨和侵略者破坏的历史文化遗迹。时间太短了，是不是？”
也许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但我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那个法国博物馆已经被河内政府重建了，并以世代居住在岘港地区的人们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查姆博物馆。我猜想，除了脱离逃亡的西贡政府的控制这一事实外，里面的文物从未有遭受损坏的危险。
“你把那些文物送到了什么地方？”我问道。
“西贡。我们一行四辆卡车在军队的护送下出发了。但我只看见两辆车到达——我和包贡的。路上挤满了逃出来的人。在帆港南部几公里远的地方，一群被抛弃的士兵抢占了阮凯的卡车。第四辆车呢，我就不知道了。”他抬起了像学者一样纤细柔嫩的手，“上路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没再见过它。要折回去找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它后来也到了西贡，但我不知道。”
“你和包贡、阮凯，还有谁一块逃离的？谁开着第四辆卡车？”
他打量着我，眼神里闪动着一丝机警。然后，他用手挡住了脸以避开吉多的镜头，谈话到此终止。“你说你叫什么来着？”他问我。
“玛吉·麦戈温。”我回答。
米丹把手伸进兜里，摸出我先前给他的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又抬头盯着我：“麦戈温？你的本姓吗？”
“我丈夫的姓，也是我工作中使用的姓。在国家税收档案上我叫玛戈·迪尚斯。”
“是个普通的名字，对吧，麦戈温？”
“是的，很常见。”
他点了点头，收起名片，但仍充满警惕。可是他并没有站起身离开，这倒真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第四辆车呢？”我督促道。
他避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久了，谁还记得呢？”
我接着问：“那些被你们送到西贡去的文物后来又怎样了？”
他耸了耸肩：“到达之后我就走了。我们把车停在了皇宫的后门，拿到了外交凭证，就直奔美国大使馆等待撤离。事情就是这样。”
我提示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你离开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才会在这儿嘛。”他摊开两手，好像我不该问他这么傻的问题。
“你好像过得很不好。跟我讲讲你在这儿的生活吧！”
“我开了一个小礼品店，可是不景气。然后我找了份厨师的活儿。”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齿。“我父母送我上大学的初衷可不是让我在饭馆里当厨子，可我还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厨师。”
米丹搅了搅杯子里的冰，眼睛望着远处的船只：“你说对了一半，麦戈温小姐。搞艺术的确是我们的家业，可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们坚持留在越南多捞点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被解雇了。”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懊恼不如说是愤怒。“我和最后的这个老板吵了一架。这件事本来无足轻重。但是他告诉所有愿意听他的话的人，说我是河内的奸细。现在连我的老朋友都不愿意被人看见与我在一起，更没有人肯雇佣我了。”
“河内的奸细？战争已经结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手交叉于胸前：“是吗？”
我不愿给他目前的处境雪上加霜。缓了一会儿，我问：“你陷入困境时，为什么不向你的家庭寻求帮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们美国文化中的七宗罪状之一，对吧？”他捶捶胸脯，“看看这个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贡从1975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去哪儿了，你会从哪儿下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国家税收档案上有你的地址，我们按那个地址去找，结果房东太太告诉我们你搬走了，但时不时还在那一带看见你。于是我们拿着你的照片四处寻找，直到有人认出了你，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我说，“但是包贡从他踏进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来到底去哪儿了。阮凯说没有任何亲戚收到过他的信。”
“的确没有。”米丹想了想，然后耸了耸肩。“如果他没有与家人联系，当然没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贡不想被人发现。谁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像包贡那样不在电脑数据库中留下任何资料是明智的。”
“那你觉得应该从哪儿找起呢？”
“我想包贡也许会像当初离开难民营时那样，去那些拥有亚洲文物的博物馆、画廊或拍卖行找工作。他也许还是个艺术品进口商呢。这种人不多，或许有人能记得他。你们可以在电视上登出他的照片吗？”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远了，显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帮不了你们。”
“那么你知道包贡为什么要躲起来吗？”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简短，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他都这样处理了。午餐已经用完，一堆餐巾纸整齐地堆在他的手边。显然，米丹已经不想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了。
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答应我们：若再有问题，以后还可以找他，并让我们见到阮凯时代他问候她。我们向他道了别，留下他一人在那儿晒太阳。
吉多收拾好录音机和摄像机快速地朝我们的小货车走去，好像还在生气。平日夸夸其谈的吉多今天却如此沉默寡言，真有点奇怪。
“来杯啤酒怎么样？”我在他背后喊，“能报销的。”
他停下来，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头说：“好吧。”
我们锁好车，沿着河岸走到了这小小水村的尽头，这里有一处带露天甲板的酒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月天：天气晴朗，有着微微的海风，摄氏21度左右。其实，除了八九月份会热几天，新年伊始时下点儿雨，七月份有点雾，洛杉矶海岸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这天惟一煞风景的是吉多的忧郁。
一位身着短装的女侍者把两杯冰啤摆在我们面前。吉多瞟都没瞟一眼她年轻的背影。他用胳膊时斜撑在桌子上，压根没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问。
“你知道麦克正在办的那件案子吗？”
“知道。”吉多皱了皱眉，“一群孩子把一个老家伙折磨至死。在我们新制作的影片中将要用到的题材。”
“佩德罗并不老！他刚21岁。”我说，“但杀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贡，也许我们能把他也加进影片中。”
“把他加进来？”吉多皱了皱眉，“佩德罗死了，包贡是个恶棍，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提高了嗓门，这不仅让我自己吃惊，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击手上场前那样用手托着自己的下颌：“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想按原计划完成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对那些几近病态的青少年和他们无能为力的母亲们。‘我的孩子不坏’，我每天都陷在她们这样的哀诉之中，‘是这社会毁了我的孩子’。”
“你需要休息。”吉多说，“你已经马不停蹄地拍完三部电影了。”
“问题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那老一套。我制作的三部电影全是关于噩梦的制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松了些，“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你为电视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们希望你沿着成功的轨迹继续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出相同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要在他们手下，你就会永远拘泥于这一套。”
“可我想摆脱出来。”
“但我看不出包贡怎样能使你继续创新。你打算怎样？去弄清包贡这二十几年来究竟在哪儿？像电视剧《寻找沃那多》那样？”
“也许吧。我想搞清楚神秘的包贡———个失踪了二十多年后又突然出现，却是来袭击自己家人的。你不能否认这是个谜。”
“谜？”吉多嘟哝着，“这事儿是有点邪门。”
这时，甲板那头的争吵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又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两个人——穿着短袖衬衣，观察过我们与米丹谈话的人——正在为一张餐桌与小姐发生争吵。他们要求坐靠水边的桌子，那桌子就在我和吉多的旁边。但是服务小姐不肯把这边仅剩的一张桌子给他们，因为这是一张六人桌，已经被人预定了。两人显得极其粗鲁无礼，并用所谓的行政机构的名义来威胁她。
幸好那位小姐没有屈服，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讨厌与多嘴或者爱管闲事的人为邻。两个人怒气冲冲地走了，其中的高个子临走时还推倒了一把铁椅子。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我赶紧把椅子往里挪了挪。
看着他们的背影，吉多骂了一句：“混账！”
我伸出手按住他的手臂，他这才转向我。我问道：“如果我们废掉目前正在制作的见鬼的《堕落的一代》，而是完全换个方向，你猜会怎样？”
“我得提醒你注意‘经费’、‘最后期限’，还有你那位自以为是的制片人的血压。你说结果会怎样？”
“兰娜能把我怎么样？”说完这话，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我早该注意到。“我的合同是要到期了，让他们解雇我好了！我们为这部片子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重复劳动，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可那些无人管教的青少年长大成人之后还是成了街头的恶棍和便民店里的窃贼，甚至成了强奸犯，那又怎样呢？”
“怎样？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所完成的那部分影片的确是些触目惊心的、伟大的、经过深入分析的、甚至很玄妙的东西，玛吉！”
“可我们能做得更好。想想那些杀佩德罗的人和包贡，他们几小时地折磨自己的猎物并置之于死地，却没得到钱，也没得到别的东西。我问你，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吉多咬住下唇，陷入了沉思。
“想想吧，”我对他说，“佩德罗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对手，他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得某些东西，结果势必自讨苦吃。”
“什么苦头？”
“我说不好，但是我有种感觉，也许他知道是谁主使的。”我说，“佩德罗年轻，又有点好色，兜里还揣着一周的薪水。他性格高做，但他并没有走到大街上去狎妓。他去了公园，因为他知道那几经常有一群女孩闲逛——他看到过好多次。他知道她们很穷，都是孩子，毫无头脑，容易上当。也许给她们几个零花钱，她们就会投入他的怀抱。说不定只要几句花言巧语他就能得到战利品呢。佩德罗自以为魅力十足，因为那些女孩竞相邀请他回家。”
我用余光看着吉多，继续说：“我在想，在长达九个多小时的折磨当中，佩德罗什么时候才认识到自己搞错了幕后指使者。”
“嗯……”吉多开始联想了。我知道有一幅幅连贯而完整的画面正通过他的脑海。
“那些女孩不是因为上当受骗而有了孩子，孩子只是她们的诱饵，而待在远处的男孩们则是她们的爪牙。对那群女孩来说，性意味着权力。”
“对，我明白，但阮凯有什么？他们为什么折磨她？”
“她有着包贡自认为属于他的东西。”
吉多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主意：“你想废弃整整一个月的工作？”
“并不是全部。”我啜了一口啤酒，脑子里想着电视台我办公室里的那些盒带的内容。
“圣玛利诺离那个贫民窟十万八千里呢。”吉多提醒我，“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决定？玛吉，你需要最好的东西来填补这中间的空白。”
“我们不必大肆宣扬我们的行动嘛，吉多。”我揉了揉眼睛，望着面露怒色的吉多，“让我们这样试试看：利用新年这个举家欢庆的日子，我们去找阮凯。我们到小西贡，录制下周六的游行。最好我们再飞到旧金山去拍下格兰特大街舞龙的镜头。难道你还看不出，庆祝新年能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的契机。”
“没什么可争论的了，对吗？”吉多闭上嘴，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的海鸥。
“争论什么？”
慢慢地，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又盯住了我：“包贡与麦克·弗林特没有联系，对吧？”
“是，一点关系没有。”
“而佩德罗与他有关。”
我点点头：“佩德罗被杀案由麦克主管。”
“我知道，玛吉。”我没理会他那“万事通”般的沾沾自喜，他继续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做的其实与这部影片或者其他影片甚至与包贡都无关。你只是想独立于麦克，你想充分地表现自己，你觉得该是一鸣惊人的时候了，但我认为你不该为私人问题妨碍工作。”
“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吗？”我吼道。但是无可否认，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这该死的家伙！
气氛有点不对头。我靠在椅子里，望着吉多的侧面。“你想说什么？”语气中充满了挑战。
他好像很吃惊，反问道：“什么？”
“发泄出来吧，吉多。”我放下酒杯，“免得你整天都郁郁寡欢，如果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或者伤害了你，那么你就直言不讳他说出来。”
“没什么。”又是一个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
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海鸥。
“吉多？”
终于，他望着我，双目含情：“我们做了多久的朋友了？”
“很久。”
“好朋友？”
“你对我就像兄长。”
“我们是一家人了？”他问。
“甚至更亲。”
“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玛吉！”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现在一定还没察觉。”
“你没事吧，玛吉？我是说你的身体。”
“我整天与你在一起，吉多。如果我有事，你怎么不知道？”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满脸怒气，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带着指责的口吻，他说：“你母亲星期天早上来的，现在应该还在你家吧？”
“妈妈的来访对我们来说太好了。你母亲不也飞来陪你了吗？”
吉多整个人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我显然伤害了他，是我对他的忽略伤害了他，因为我故意把话说得像两家人。
他又开了口：“是四频道新闻台的莱姆·法林顿周六晚在西奈医院追踪一起汽车肇事后逃逸的线索，他看见麦克把你送进了急诊室。”
“所以他马上给你打了电话，告诉你这条头条新闻？”
“他很为你担心。他说看见了好多血，还听见你在哭喊。”
“他是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说。
“真的有事吗？玛吉？”吉多打断了我。
我啜了一口啤酒，却哽咽着几乎吞不下去。吉多伸过手来抓住我的手，我却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时我丧失了镇静，感情就会如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星期六傍晚时分，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分成了两半：了解内情的和不了解内情的。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他们是麦克、孩子们以及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