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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实例，最清楚的就是楚汉之争。刘邦，运筹帏幄、智慧谋略不如张良。带兵作战、决胜千里不如韩信，措办辎重、坐镇一方，不如萧何，可刘邦他就是能放手用他们，使之各尽其才。对敌项羽，英俊健壮，既有智谋，又会打仗，心狠手辣，一根枪出神入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可是，他连身边一个忠心耿耿八十岁的范增老头都容不了，最后带着一个美姬，糊里糊涂地被人家用十面埋伏之计，困得走投无路。美姬殉情了，他自己又在乌江迷路，只好自杀了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实在是无为和有为、利和弊的最佳写照。
几十年前，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想要励精图治，重振雄伟，“下诏求言”。那时雷震就响应，办了个《自由中国》杂志，邀请了许多名人写文章，百家争鸣。其中有一篇是胡适的文章，题名叫做《无能，无为，无智》，是一封上蒋先生的万言书。劝他一定要无能，无为，无智，并且举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两人的性格和作风，以好几件实事为例，详细地剖析两人的成败得失。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完全照着无能，无为，无智的原理原则办事的，所以一生都非常成功，享着美名，最后顺利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大位。而麦克阿瑟则潦倒抑郁而死。他这篇文章，准确地解释了“无为而治”，君主无为，尽量让广众臣下有为的原理。要君主无为，无智，无辩，无能，绝不是让君主做傻瓜，任人宰割，而是辩证法无上的智慧运用。当然，忠言逆耳，蒋先生完全听不进去，雷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蒋先生的失败，就败在他自己太“有为”了，太“聪明能干”了。
老子无为的辩证逻辑，其完整方式是：有为→无为→无不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野心（大志）的，相当有智慧和能力，性格脾气都是很强烈、进取的……基本上具备了“有所作为”的很多好条件，堪总称之谓：年轻有为。但这样并不代表这人一定会成功，他的命运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一个人生阶段，是辩证法的正题。接下来，他必须经过“无为”的洗礼。就是他必须经过逆境，打击，挫折，甚至于摧残，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二个阶段，是辩证法的反题。什么是无为的洗礼呢？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说，最容易明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孟子这段话描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所遭受的五方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动机到行为都要受到严厉地考查，目的就是要他能够“动心忍性”“增益所未能”。与其说是逆境，不如说是“深造”。“君子深造以道”（《孟子·离娄》）。这里孟子是在反题里做文章，但他没有说出，能接受深造者的先决条件，就是那接受深造之人必须是有为的，否则，不过是一片粪土之墙，一根朽木，一块烂石，一碰就碎，哪里还经得起污（油漆），雕镩，琢磨，根本就是浪费，过不了关的。同时虽然经过逆境，对这个人来说，如果只不过增加了他怨天尤人的几率。他既未能“动心忍性”，更没有受到教训，而“增益所不能”。这个逆境对他就是白废了，折磨痛苦也白受了。挑大粪的永远还是挑大粪的。赵匡胤的一生，也是一个好说明。他出身不错，机智、有本领，不想飞来了无妄之灾，于是他穷困潦倒，以至于一筹莫展，推车卖柴，后来风云际会，一路顺风，居然黄袍加身。
一个有为的人，仗着自己的有为，就很可能毛躁，冲动，妄作，强梁，无论他打着什么动人的旗号，实际的动机、作风和行为，很可能都只不过是自见（意气用事，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伐（自我炫耀，强出风头。）、自矜（骄傲自大，刚愎无礼）。他的结局就是凶终隙末，误己误人。如果这个人经过了无为的洗礼，胜过了逆境，学会了动心忍性，把许多以前力量做不到的，也能做好了，而不该做的事也能理智地立即停下来不做。这样就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开阔境界，就是“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凡事就不容易失败，进而人己双利，圆融贯通，必然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永垂不朽了。
中国历史人物中，岳飞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三十九岁的英年就被害冤死，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完全写照。他有一首借调满江红的词，尤其脍炙人口。我们从词中的几句话大概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性格和作风。譬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文字，从中不难看到他的豪气，胆气，盛气，傲气，刚气，也可以感觉得出他的躁气，霸气，意气，怨气和莽撞之气。他统兵以来，恩威并济，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颇有孙、吴之风。他自己决定了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决策，就勇往直前，谁也不能改变。当时朝廷的政策是：和议，和议，还是和议。赵构自即位以来，没有一时不是满脑子的和议。金兀术很顾忌岳飞，常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南宋有权臣在内（包括了疑主），他反而笃定了。因为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主疑，而大将能够立功于外的（岳飞却不懂得这个原理）。当岳飞孤军深入敌内，抵达朱仙镇时，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军，然后立即将他逮捕，问他个通敌的罪名。从十一月十日被系，审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得他遍体鳞伤，都不能定案，而这时人民纷纷组织了起来，上书要为岳飞雪冤，反而帮了倒忙。突然在年底，大家忙着将要过年的一个夜晚，被“狱吏”悄悄勒毙，大儿子岳云（才二十三岁）和女婿张宪同时毙命。迅雷不及掩耳，其他在家的四子：雷、震、霖、霆都被捕判了徒刑，刺配到岭南远恶军州，女儿抱着银瓶投井“自尽”，全家抄没。此后，岳飞两个字等于叛逆、罪大恶极，人们都不敢公开提起。清人袁子才有诗叹道：“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岂容公作郭汾阳。”（案：郭汾阳就是郭子仪，是唐朝中兴名臣。）史家评论岳飞之死，死在他忠勇有余，而智量不足。他明知朝廷专讲和议，他却偏要直捣黄龙。明知秦桧专政，势不可为，却又不肯急流勇退，反而一意孤行。他虽然是国家的一员干城猛将，可是他死了，南宋朝廷觉得：无他不少，有他反而多余。有人说全是奸相秦桧暗地里害他，高宗皇帝并不知情。为什么后来岳飞死了，不管秦桧在位不在位，赵构完全没有追究过，也不替他平反昭雪申冤，就像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直到赵孝宗即位，良心发现，干父之蛊，又想借此鼓舞士气，振作一番，才对死掉的岳飞追谥“武穆”，后又追封鄂王，改葬如仪。他当然撇开父亲，把蛊恶坏事，对岳飞的一切不公平，一股脑儿都推到秦桧身上了事。岳飞冤死，不但造成他家族的极大不幸，而且牵连处死了许多人。强烈的主战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此销声匿迹，大大地伤害了南宋的元气，以致复国无望。
岳飞当时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点：高宗主和，主要大臣附和，成了国家主流政策和战略。赵构的目的是只要把母后接回，其他一切的牺牲，在所不计。而岳飞一味强烈主战，并且付诸行动，他的目的并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是：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样做把赵构置于何地？这是一。金兀术放空气，说什么“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南宋朝廷最怕的是金兀术，而金兀术反怕起岳家军来。这对朝廷来说，岳家军比大金国更可怕。同时岳家军所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广受人民爱戴。岳飞到底安着个什么心？万一变生腋肘，雪上加霜，这就更可怕了。这是二。朝廷对岳飞从怀疑到怨恶，已经积聚了相当一段时期。连一向对岳飞敬重和支持的张俊（前丞相，元老）都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可以说朝廷与岳飞之间的矛盾，已经从“内部矛盾”逐渐转化成了“敌我矛盾”，而岳飞在“忠君”模糊的意识下，竟然懵懂得茫然无知，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被人收买，出卖了他，也浑然不觉。他的警觉性根本是个零，根本就从来没有设法去做“抵而塞之”的缓和情势的补救措施。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很轻，凡事要前后左右考虑到，量力而为。自己若是此时动心忍性，暂退一步，就能保全了好多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未来。即使再等十年，东山再起，也不为晚。可惜，已经极其孤立的他，却还任性地不顾一切！这是第三。犯此三点大忌，岳飞是绝对死定了！怨只怨，岳鹏举不读老子书之过。
反过来看，比他功劳更大、名望更高的韩世忠。在金兵大举南下时，大有灭此朝食的气势。梁红玉帮着丈夫，击鼓退金兵（不仅如此，梁夫人还常常进宫，和太后、皇后、皇妃之间的关系调整得非常融洽。内有后、妃的看待，掌握重兵的韩世忠在外，就办事可以顺手得多。因为连“黄天荡大捷”这样的事实，都还有人背后说闲话。不止一次的，加油添醋，吹到赵构的耳朵里，说韩世忠有意卖放金兀术。世事人心多么险恶！而岳飞的夫人是个完全贤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妇，在政治关系上一点都帮不上岳飞的忙。），韩世忠黄天荡大捷，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从此，金兵不敢再有大举并吞的行动。可是要明白大恩不谢，大功不赏，大德不报。老子教人，功成身退。而韩世忠却马上见机，听夫人梁红玉的劝告，毅然上表辞职。辞职不准，辞表就一上再上，不停地上，终于获准退休。皇帝拜他为“澧泉观使”，封福国公。后来观察他退休后的表现良好，又复封为蕲王。这位韩蕲王回家，杜门谢客，终生口不言兵，或骑驴出外畅游西湖山水，或在家与夫人后堂小饮谈心，与儿孙欢聚，怡然自得，优游乐岁，雍容华贵，安享余生。梁夫人何其多智，莫非她熟读过老子书？
清末，中国在列强的欺辱下，朝不保夕。大家怪孝钦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造个人享受的颐和园，大家怪满洲王公大臣腐败，大家怪武将怕死，文官要钱，等等。有些文人却怪到老子头上，认为中国人之不争气，都是老子教坏的。其实大大不然，满清末叶，种种腐朽的败相，正是因为不听老子教导才发生的。而中国人认真听老子话办事的，三千年来，只有汉、唐！因而肇造了千古难得、仅有的汉唐盛世，即是史家称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不是为老子巧言辩护，除非他们否认中国有过汉唐盛世。史家简单地说他们崇尚黄老，与民休息。其实，他们不仅君臣个人谨慎遵守老子的教导，完全听老子的话办事，连政府的结构和制度都是遵照老子辩证法中正、反、合而来。就是史家盛称，现代政治学，法律学；高级管理学所研讨的“中国汉唐宰相制”。汉唐宰相制也就是权、能分立制（这都是现代学者起的名字）。宰相有能，负责一切行政，是谓有为，是“正”。天子虚位，不实际行政，也不负行政失误的责任，却有任免宰相之权，是谓无为，是“反”。政府是权与能的总结合体，是谓无不为，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全能的政府，是“合”。那么君主根据什么来任、免宰相呢？“任”是根据他的人格，道德，学识和经验的积累，来选择宰相。“免”是根据监察御史的报告。这里又夹带出一个制度，名叫监察御史制，是《汉唐宰相制》里的另一个正反合。监察御史的职责是专门察访宰相的行政过失。不必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可以“闻风奏事”。就是要他们一天到晚寻找宰相的过失，大小都不能遗漏，不断地向君主报告，君主根据御史大夫的报告，让宰相答辩。如果宰相不能自圆其说，暴露了破绽，君主就立刻罢免宰相，而监察御史大夫就是天然的宰相候补人。御史大夫当上了继任宰相后，君主再任命一个御史大夫做他的监察人。宰相是“正”，御史大夫是“反”，君主是“合”。因此，宰相的行政就必然是爱国利民的，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于是，天下大治，富强无比。这个世界上最优良的，肇造中国汉唐盛世的体制，后来被英国模仿效法，蜕变而成英国的国会制（英国首相制）。黑格尔说：英国的国会制（国会代替里御史的职务，国会里面设有主要的正、反两党，这又是一个正、反、合）是当时世界上最合理的体制。（日本维新后，把英国的制度照搬到日本，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其实就是说，中国汉唐的宰相制是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体制。不管体制的现行的机构名称是什么，只要是合乎正、反、合辩证法的精神，就是合理的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又有好人去维护和遵循，效果自然就是国泰民安。老子的名词是安平乐泰。至于中国汉唐宰相制是个专门而且庞大的学问，一本书都写不完，这里只好点到为止了，无疑，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老子的光荣！
总之，老子交出所著的《道德经》，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老子所骑的是只“青牛”，就是水牛。想是水牛的脊背特别“宽”，又走得特别“慢”，特别“稳”。他为什么不骑黄牛？不骑马？不坐马车？这是他的“不言之教”，意义也是很大的！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三讲 真、善、美
（美）张绪通
近年来，很多人都喜欢用“真”、“善”、“美”三个字来描绘人生的价值。很早以前的欧洲人就喜欢使用真善美的字眼，甚至把康德哲学的三个部分也用真、善、美来概括。一般来说，科学所追求的是“真”，宗教和哲学所追求的是“善”，而艺术和文学所追求的是“美”。
中国儒家的学说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真”这个字，以其主张的“格物·致知”，从字面的意义看，是很具有科学精神的。可惜《大学》里的《释格物致知章》缺掉了，现在有的几段话是程颐和朱熹的补撰，大半是朱熹的思想。《大学》之独立成为一本书，也是朱子的贡献（朱子作的大学章句，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很多人认为，大学的原作者，是子思，是孔子的弟子曾子的弟子，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确证）。儒家也谈“善”，可以散见各处。不过在《大学》里，有过“止于至善”的话。“至善”照字面讲，就是最高的善，或绝对的善。在《大学·第三章释止于至善》里，做了不少描写，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由此，似乎“仁、敬、孝、慈、信”五个字，即是“至善”。我们以为，这五个字作为“善”是不错的，如果说它们就是“至善”，这还有商榷之余地。可惜作者没有给“至善”这个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如果至善就是绝对的善，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盲点”。至于“美”，儒家比较缺乏。只有孟子曾提到过“美”。譬如：“不知子都之姣（美）者，无目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案：公孙子都是春秋时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是郑庄公的男宠。孟子说：谁要是不知道子都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他就是没有长眼睛。）孟子这里所说的“美”，还是“色”的成分多些。
老子在《道德经》第1章提出来“道”，在第21章里再次描写“道”时，他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里说出了道的“真理性”和“信实性”，其详细内容遍散在《道德经》各处。他在《道德经》第2章，提出了他的“美论”和“善论”。不过老子的“美论”和“善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当他看到“美”的时候，他同时看到了“恶（丑）”，当他看到“善”的时候，他同时看到了“不善（恶）”。因为“美”是“丑”所衬托出来的概念；同理，“善”是“恶”所衬托出来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丑）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