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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唬骸熬佑饔谝澹∪擞饔诶！保ā堵塾铩防锶实�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大强调“义”，而强调“义”的是后来的墨子和孟子。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38章）。就是说：上等的“仁”，是由人为的表现，但不是出于恶意或故意的。上等的“义”是完全由于人为表现，而且是故意表演。上等的“礼”是故意强制的东西，当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时，就伸拳捋臂，敌对报复，要强逼人们就范。老子只说上仁，上义，上礼，没有说下仁，下义和下礼，大概是不忍再说下去了。总而言之，“仁”“义”和“礼”都是行不通的装饰品，曹雪芹的一本《红楼梦》，就原原委委道出了真相和病根，因此《红楼梦》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如果一个政府依据这三个条目的原则来管理统治，能不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吗？理由是这些人为的东西都是美丽、诱惑甚至庄严、神圣，可它们都是装饰品。古今中外，许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往往把它们当作“救命草”。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十八讲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美）张绪通
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是老子《政治学》的总纲领。“以”是“用”的意思，就是说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统兵作战，用“无事”来取得天下。关于“无事”的意义和怎么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专文讨论过了。这里剩下来的就是“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这两句话。治国要用“正”；用兵要用“奇”，似乎是平淡得很的两句话。不过，稍微思索一下，就马上能感觉得出，这两句话的意义很不简单，是一字千钧的。不得不予以详细稽考，以免埋没了老子的伟大智慧。
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这四个字，几乎包括了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一切道理。而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所有重点只落在一个字上，就是“正”。换句话说，只要能用“正”，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用“正”，国家就治理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正”呢？
过去有不少学者们主张：“正”在这里的意思是“清静”的意思。意思是说只要用“清静”来治国，国家庶几乎就能被治好了。他们的根据是：（1）老子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章）。（2）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45章）。（3）老子说：“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老子所说的第一处“天下将自正”的“正”字，在其他不少版本里（包括郭店楚简）都作“定”。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做考据的争论，不过根据古代许多学者的见解，似乎是“定”比较合理。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只要领导们能少私寡欲，而且又能安静的话，天下将会自然安定。老子所说的第二处“清静为天下正”的“正”字，在郭店楚简里还是作“定”解。不过许多学者的论著都认为这里的“正”字应当作“长”字解，譬如，古代俗称“里长”为“里正”。在河上公的版本，这句话的注里，就说：能清，能静，则为天下“长”。就是说：能清，能静，就可以当天下的领导。老子所说的第三处“我好静而民自正”，根据庄子《天地篇》：“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在这里，这个“定”字又出来了。就是说只要我（领导）好静，人民自然就安定了。总之，“正”字虽然在老子口中一再出现，但都不像是字面上“正当，正直”的意思。
即使上面三处，老子说到的“正”字，都不作别的意思讲，只当作“正”字的正来讲。它们却都是“结果”或“结论”。譬如：（1）领导们能少私寡欲，又好安静，于是天下都“正”了。（2）因为领导们能清，能静，所以天下都“正”了。（3）因为领导好静，以至于人民都自自然然的“正”了。领导是主体，由于他们使用“清静”的方法，以至于得到了“正”的结果。因此，“正”是“正”也好，是“定”也好，是“长”也好，都不过是领导们行事的“结果”，不是行事的“方法”。而“以正治国”的“正”，按照老子的语句来说，指的是方法，不是指着“结果”说的。所以如果硬把“结果”当作了“方法”，就显得很勉强。因此，用老子自己的三句话来解释“以正治国”的“正”字，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以正治国”是用“清静”来治国，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或是老子还有他更深层的用意。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一种理解。
尹文子《大道》下引《老子》说：“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此外，傅奕、刑玄、番（石旁）溪诸本与《文子·上礼》都把“以正治国”的“正”字作“政”。顾欢本，成疏：“政谓：名教法律也。”古来，正与政二字通用。这样说来，“以正治国”，就是以“政”治国，也就是用“名教法律”来治国。简言之，就是“法治”。
主张“法治”，在《道德经》里是有根据的。老子在《道德经》第32章中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这里说的“始制有名”，可以说是老子的一个很有力的法治主张。“制”是法律制度。《荀子·王制篇》：“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名”是循名责实，从领导任用人才，贯彻命令，考核官吏，到对作奸犯科者的惩罚，都在“名”的范围以内。《史记·秦始皇本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因此，“始制有名”是领导者的最主要的责任：创制法律制度，循名责实。正如管仲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篇》），《黄帝四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者，定分止争者也。所以老子在“始制有名”之后，接着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法律制度的制订，就是要大家知道，并确定自己的名分岗位，做到适可而止。如果全国上下，大家都能做到“适可而止”，没有人“铤而走险”，国家的治理就可以达到相当理想的地步了。
不过，自古以来中国的“法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阶级性的法治；一种是总体性的法治。前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以上的一群人，口中讲的是“仁、义”，同时又“富而好礼”。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可以不受法律的拘束，即使犯了大罪，也有办法通融。所以，刑不上大夫。他们不生产，不劳动，优裕富足的生活资料全是从事剥削而来。由于彼此利害相关，就彼此互相联系关照。是谓官官相护有私情。由于剥削的对象是庶民百姓，而庶民百姓又无权无势。他们越要富足繁华，就消费越多，剥削搜刮就越紧迫，于是以“严刑峻法”来威逼庶民百姓。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拘束，庶民百姓才是他们“法治”（用法律制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整个说来，这也是“法治”，不同的只是一群人用严刑峻法来治另一群人。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结果有二：一是庶民百姓揭竿而起，或许是小规模的“起义”，或许因而形成大规模的“革命”。二是外国人来了，他们看见中国衰弱、内乱，就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小则把中国政府赶到一个偏隅的小地方，苟延残喘；大则干脆把中国灭亡了，中国人都做了亡国奴。
后者，总体性的法治的特色是主张上下贵贱皆从法，最重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只讲法律，不讲情面。上下大家都一样认真规矩，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旋踵而天下大治，立即富强。不幸的是，在富强不久之后，一定就有一批人出来批评，说：这样太残刻寡恩了，一定要讲“宽”，一定要行“仁”。这就好像一向都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一听说放假了，可以睡懒觉，就不知道有多高兴。一旦松懈了，逐渐就变成废弛，然后腐败，衰弱接踵而至。自然就又回到前面那种情况里循环去了。怀愍二帝，徽钦二宗的耻辱一现再现，亡国毁家的灾难也是一现再现。韩非子在他的《显学》和《五蠹》两篇里，痛恨这种情况的由来，他露骨地、无情地、慷慨激昂地批评社会的蛀蚀和国家的衰败。建议人们快点清醒过来，为什么放着“法治”大原理不去实行？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老子一再强调的“无为”是治国的方法和原理原则，其内容非常丰富，并且有多种形态，多种层次。在以前的文字里，也曾经分别详细讨论过了，兹不再赘。不过“法治”是“无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曾经在后世的历史里，发挥过很大的力量，一再证实了它的有效性。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二种理解。
从“以正治国”的“正”字的本身意义来看，它是正当，也是正直的意思。治国要有正当途径，要正直，不可搞邪门歪道，这点是谁都会同意的。老子特别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60章）。河上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扰，恐其糜也。”《韩非子·解老》说得更贴切具体一点：“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这些都是“正当”的治国方法。不过老子还更建议：“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3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总之，老子主张：治国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好高骛远，不忽略小事，不轻易变动，不半途而废。这就包括了“清静”，不乱来的意思了。
大凡治理国家事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上的事务，是经常性的事务，又称事务性的事务。另一种是政策性的事务，时常需要因时应变，是因应性的事务，又称政务性的事务。以上论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做法，都应该指的是处理事务性的事务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一面。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宜多变更，勤翻动，乱折腾。
而主动和积极的一面是，领导者除了要照顾到国家经常的诸种事务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因应时需为国家民族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譬如，“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御注、王弼将“正”作“贞”）（39章）。就是得道的领导者要倡导天下。“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78章）。《庄子·天下篇》引老聃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垢。”郭象注：“雌、辱、后、下之类，皆物之所谓垢。”宣十五年，左传：“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薮藏蒺，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和所谓：“上善若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是同样的意义。又《谷梁传》：“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就是能承担国家的耻辱和艰巨，负起责任，带领人民，胜过一切阻挠和忧患。这才是国家伟大的领袖。这样说，是用反面的方式说的。若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说，就是伟大的领袖带领着人民创造和完成正当的使命。总体来说，领导要有充分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而化成正当的使命，团结和动员人民，为未来最多数人民的最高幸福，一致团结奋斗。
“正当的使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制宜的。譬如，抗战是一时的正当的使命，革命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建国，富强又是另一时的正当的使命……这在西方哲学，称之为：正义。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学者讨论“正义”的内容，林林总总，不下五车。一个“正当的使命”必须由伟大的领导人即时提出，然后运用最动人的言辞予以表达，成为最让人信服的理论，把全国上下都一致团结在这一个“目标”之下，情愿牺牲一己暂时的好处，舍死忘生，以致完成使命而后已。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三种理解。
以奇用兵
“奇”是“正”的对文。《管子·心白篇》：“奇身名废。”注云：“奇邪不正也。”老子主张：用兵要“奇”，正合兵家：“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的说法。正与奇，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如果“以正治国”是政治，“以奇用兵”就是军事。政治与军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国防，根本就没有国家可治；没有把国家治好，根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可言。
有人说：老子是个反战主义者，因为他说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30章）。按唐景龙碑文是：“以道作人主者”，“佐”是“作”。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以道佐人主，是人臣用“道”来辅佐人主的意思；以道作人主，是人主自己用“道”来辅佐自己。如果人臣都能知道不用兵来强取天下，那么懂得“道”的人主自己也必然懂得不用兵来强取天下。所以“佐”也好，“作”也好，其重点在于“不用兵来强取天下”。老子主张：用“无事”来取天下，比用兵要更稳妥，更有把握，更上算得多。老子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30章）。就是说：只要很好的达到成功的效果就好了，不必用兵来逞强。因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30章）。同时，即使打了胜仗，还得杀人众多，胜而不美，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此他认为：即使打胜了仗，还该悲哀泣之，以哀礼处之。（31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用兵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31章）。老子并不是绿色和平团！老子是生活在现实人类社会里的，人类社会和生物社会是一样地有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事实存在。老子说过：“天地不仁”（5章）。因此，用兵紧跟在治国的后面。
老子用兵，有五个基本大原则：（1）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2）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68章）。（3）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69章）。（4）祸莫大于轻敌。轻敌者，几丧吾宝。（69章）。（5）抗兵相加，哀者胜矣。（69章）。
第一个大原则是：“慈”，就是慈爱。《司马兵法》（周朝的军事手册）说明从事战争的正当性和合理、合法性。它说：“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虽然杀人，而目的是安人，是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杀人就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攻打人家的国家，为了慈爱，拯救他们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攻打人家的国家是正当的。为了阻止无理的战争而从事战争，是合理、合法的。在慈爱的原则下，攻击必定胜利，防守也必定稳固。因为以慈爱为出发点的战争，所代表的是正当和正义。堂堂正义之师，是所向无敌的。
第二个大原则是：战而不争。特别是带兵作战的武士们，不能太依靠自己的武力，更不能靠短兵相接去打硬仗。换言之，是要用谋，要用智，不能光用力。最忌暴虎冯河，死而无怨的勇士们，只顾自己当好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柔道”的原理，乃是掌握好，利用对方自己的力量去打击对方。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第三个大原则是：喧宾夺主，以被动换取主动。这是最冷静的心情和最机密的行动，敌人要察看我的阵势，我没有明显的阵势让他察看。敌人要计算我的技能，我没有明显的技能让他计算。敌人要估量我的武器，我没有明显的武器让他估量。敌人要测试我的力量，我没有明显的力量让他测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我如果能尽量知彼，而不让彼知。至少已经有了50％以上的胜算。如果一旦发现我的消息可能走漏，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必须另择有利时期和地点。“大象无形，道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