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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不动的木，就已经知道动态的火，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将发生。是谓见微知著，举一反三。正是“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解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64章）。这个“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真是透彻极了。鬼谷子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主事日成；主兵日胜。”（《鬼谷子》摩篇）。见到木，就知道火。有国家就不可能没有祸乱，但是国家有祸乱，不等到它发作出来，早已就被克制住，化解掉了。国家里面不可能没有败类，奸邪诈伪的事不等他发作出来，早就让他崩溃涣散了。能够这样认识与实行的领导者，就是圣人。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一部 《黄帝阴符经》新论
第四讲 生死相对 利人利己
（美）张绪通
《阴符经》的“天生，天杀，道之理也”这句话在有的版本中没有这句，大概是认为它的意义与上面和下面的文字不怎么相连贯，孤零零的突然有了这么一句话，以为它是衍文，或是什么人的注解，被人误当作了正文，加上了这么一句多余的话，所以，把它删了。不过仔细揣摩之后，觉得这句话的道理简直大得不得了，绝不是什么衍文，它是《阴符经》里非常重要的一章书，没有它，天与人的关系就没有讲尽，人生的意义也没有标明，就必然会成为《阴符经》里的一个大缺陷。
人生有两件最大的事，就是生和死。人在未生之前是什么都没有，是个“无”，出生是从“无”到“有”。死了又回归于什么都没有了的“无”。人死为鬼，鬼者归也，字音也相同。《说文》：鬼，人所归为鬼。《尔雅》：鬼之为言，归也。就是回归到“无”。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我怎么会被生出来？我怎么又死去？都不知道。不是我要生，我就会被生；不是我不想死，我就能不死。“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列子》立命篇第七）。他说：生死都是自然而来，自然而去。我本不认识我的父母，他们也不认识我，而我就这么生了。我本不愿意死，而我或是不懂得摄生，或是碰到了庸医，或是突然什么事故，或是天年尽了，我就非死不可了。既然都不由我，那就是自然而然。因此，《阴符经》不说生，也不说死；却说是天生（自然而生），天杀（自然而死）。除人类之外，天地之间的万物也莫不如此。其实就是一个“生”，一个“死”。一个始，一个终。
生命，由始至终的这一个过程却有长有短。彭祖活了八百岁，所以大家称他为：寿。殇子只活了一下，所以大家称他为：夭。可是彭祖比起那棵以八百年为春，八百年为秋的叫大椿的树，就好像殇子。而殇子比起朝露，就像寿星了。从绝对的寿夭观点来看，彭祖可以被看为寿，殇子是夭。从相对的观点来看，在一定的条件下，殇子可以为寿，而彭祖可以为夭。根据相对的观点：“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逍遥游·齐物论）。
同理，天下事物的发生和终结也都并不是绝对的。“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庄子》秋水篇。）”就是说：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接着为帝。皆大欢喜，很顺当。可是燕国的国王哙，把王位让给宰相子之，子之接受了之后，国人不服。挨过了三年，燕国大乱。齐国就打来了，燕王哙和子之都被杀。同样都是禅让，却无谓地招灾惹祸，很不顺当。汤、武经过争斗，都成功了。可是，楚平王用计强夺了儿子的妻子做小老婆，事发之后，把太子建杀了。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在襁褓之中，好不容易在伍子胥的保护下，千辛万苦逃得了性命。后来白公胜起兵争取自己合法的王位，却被叶公杀死。白白辛苦了一辈子也不能成功。完全符合了列子“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的观点。接着，列子引老子对关尹子所说的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就是说：敢与不敢，利与不利，天对这些当中，所喜的是什么？所恶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连老子都说难以知道，那么，还有谁能知道？列子根据这个道理，引出自己的结论：去迎合“天意”根本就是徒劳，去揣摩计算“利害得失”，更是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还不如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算了。（《列子》力命第七）。正是俗语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有该做的就去做，这一点还多少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其他，算着它是利，却突然转化成害；算着它是害，却突然转化成了利，利害得失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也只有凡事该做就做，尽其宜，不计其利了。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生和天杀，都是道的行动操作。理，根据《礼记》：“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郑玄注：理，谓言行也，容貌之进止也。所以，天生，天杀也都是道的表现。人的生命，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许多的无可奈何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打算的。都想明天比今天更好，各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列子在《力命篇第九》里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据五类人的心理性格情况，分为五组。每组有四个不同性格和行为表现的人。
第一组，谎言诈骗，轻举妄动，迂缓懒散，急速暴躁的四个人在社会里交往，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可是整年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实情，都各自以为自己是最具有深厚智识的。
第二组，巧言奸佞，愚鲁朴直，鲁钝糊涂，狡猾献媚的四个人在社会里交往，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可是整年彼此都不说明各自的技术，都各自以为自己是最具有精湛技术的。
第三组，江湖顽戾，真情流露，口吃语笨，猴急打听的四个人在社会里交往，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可是整年都不互相交流，都各自以为自己是最具有锐利才能的。
第四组，欺辱嘲弄，拖延推诿，猛冲直撞，优柔狐疑的四个人在社会里交往，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可是整年都不互相勉励，都各自以为自己是最没有乖戾行为的。
第五组，结交随和，刚愎自用，耍权弄势，孤芳自赏的四个人在社会里交往，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志愿。可是整年都没有彼此看望过，都各自以为自己是最懂得适宜时机的。
这里描写在一个大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们，虽然互相矛盾，但在各自的心目中都在追求着明天比今天更好的志愿。到底谁是谁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也就是以他人为非。实际上，是两个手指头指着别人，三个手指头却指着自己而已。这样的社会不健康，很快就得到“天杀”的终结。自然似乎一面在包容着每一种人，却一面又无情地淘汰另一种人。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有的版本作：漏）。”（《道德经》73章）。宇宙自然这个大电脑在最初有人类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处理人类的程序，似乎还一直都在升级和时刻都在更新，把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记入资料，然后自动分析处理，表面看上去好像无形无影，实际上一个也没有漏掉。古人警告说：“无愧于屋漏。”是根据推理说的，“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根据经验说的，虽然那时他们不知道有个宇宙大电脑在。道家一直主张：现世现报。别人却讲：来世报，阴曹报，这都太渺茫，没法科学举证。倒是现世现报比较科学，可以举证。我从小就很注意搜证这个问题，七十多年来，虽然时间不长，我的资料显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确言之有据，丝毫不爽。
人类思想行为如此分歧，原因到底在哪里？过去心理学家曾主张过，人生之初，如同一张白纸，以后所学所染，才塑造成型。这话现在已经很不妥当了。由于基因的发现，密码可能来自许多代以前，几乎垄断了一个人的性格，包括健康，差不多在那张白纸上就先占领了一小半去，涂上了既定的色彩；胎儿在受孕的当时，父母的心态，行为与健康情况，又在白纸上添上了一些固定色彩，胎儿在母腹中，母亲的营养，思想，行为都对胎儿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又在白纸上加添了色彩（科学证明：从受孕到出生，父母若有不可告人的罪恶隐私，不但影响胎儿的心理状态，抑且影响到胎儿的长相和基本健康以及其性格）；到了出生，小儿的人格、性格的一半都已初步决定了；以后就是后天的习染和教育，就到了孟母择邻的时期，这段时期在白纸上加添的色彩，更为重要。俗语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以后活到老，学到老，恐怕那张白纸也差不多都填满了，也凭着这张纸来随时决定他的终结归属。若有像除三害的周处那样的青年人，从杀人害人的极恶，因为听了时吉老人一番劝告，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极善，并且建功立业，成为国家的封疆大臣，那是非常突出的少数，如果仔细分析，周处的背景原本是不坏的，所以才有那样悔悟转变的可能。根据犯罪学统计资料，有犯罪倾向的人，包括反社会规范，政治、社会、经济等犯罪，用情爱、宗教或教育等感化，效果都不大。有效果也多是暂时性的改进，姑息则后果更糟。一旦环境中遇到有触发的条件，他们依然再犯。虽然他们自己在理智上也极不愿意犯罪，但是犯罪的冲动却不由自主，无法自制，损害已经铸成，事后后悔又来不及了。严厉的刑罚与感化并用，几乎可能比较有实际的效果。
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思想，思想就是他的观点，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观点完全被他对人、事、物的认识、感觉、经验所左右、所限定，而他的认识，感觉和经验有一半在出生前就早已被限定了。因此，人人万殊，因素交错绵长太复杂了。管子曾主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希望用一百年的时间来改造一个人，其实，谈何容易？如果要刨根的话，恐怕五百年还嫌短了些。不过根据进化原理，普遍地说，相信后人总比前人贤。
人除了上面谈到的“万殊”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就是自私。因为人都有一个具体的身体，而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人的生存的本能，除非是不活着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说的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就“人人为己”的这个事实推而广之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都是绝对自私自利的，因此绝对要保护自己，不受别人侵犯。每个人都保护好了自己，就自然会没有人受到侵犯，于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在中国最先主张个人主义的是杨朱，他的理论大半附在列子书里。不过在个人主义的思想里，有着一个假设，就是人人能够有充分的智力与实力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假设。如果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既不保护自己，也不保护别人，于是就必然大乱。一乱了套，就导致天下大乱。同时，实行个人主义，必须给予个人充分自由，自由到可以充分使用自己的智力与实力。人有了个人的充分自由，就必然为所欲为。一面是纵欲的结果，人必定早死，多病，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大家都不得幸福。另一面为所欲为，就必定侵犯到别人（虽然有人变相主张自由以不损害他人之自由为原则。如此则还原为没有自由。），那被侵犯的人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就必定发生冲突，斗争。从为个人的利益而斗争，扩展到一群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斗争，范围越裹越大，就变成了战争，世界大战，最后是整个人类毁灭。
自私是与生俱来的、自动嵌入的、自动毁灭机制。好像氧气，是人生一时都不可或缺的生存要素。但是，它在向人提供生存的同时，也对人体进行氧化作用，从而造成衰退老化及其他严重疾病，使人迅速死亡。人生于氧，也死于氧，是个自动嵌入的死亡机制。明白了这一点，人就要时时注意服食“抗氧化”的食物和中药，这是人类反制氧化的智慧！
从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来说，与个人主义相对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是以墨翟为代表。根据孟子的抱怨：天下不是归于墨，就是归于杨。总的来说，整个中国被这两大派思想所盘踞。墨子的学说：（一）兼爱。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人的自私自利，要利己就必定损人。从父子、兄弟，到君臣和国与国之间都因利己而互损。他说：“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同时，爱事实上已经包括在爱人之中了，利人就等于利己。要利人，然后才能保证利己。他从兼爱推广到平等互惠。这是墨子学说的核心之核心。（二）非攻。非攻是兼爱思想的一种具体化。他认为：国攻打国，就是强凌弱，众暴寡，而那些兼并者，掠夺者，总是把战争扭曲成他们的正义行为。其实战争的结果，不止是被攻的一方遭受重大不幸；就是攻战胜利的一方，也要遭受劳民伤财、众叛亲离的惩罚。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为了扶助弱小人民的革命之战。只有真正正义的诛伐犯罪之战，才是合理的。（三）尚贤。主张彻底打倒阶级制度，强调农民、工人参政的重要性。“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四）尚同。要统一天下是非的标准，天下层层政长，都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他们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由代表人民的政府统一天下是可以信任的。下面一层把好的意见往上面反映，叫做上同。上面有了过失，就必定要规正，叫做不下比。这种“等级中央集权制”是墨子主张的体制，他认为对天下有利而无害。（五）节用。主张国家经济必须根据固有财力，使人民各尽其力，各事所能，各得所应得的奉给，但不许奢侈：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不致（进口）远国珍怪异物。饮食只要足以充虚继气，强肱股，耳目聪就好。一定要除去“无用之费”，珠玉，鸟兽，犬马等玩好奢侈之物，一律除掉。节省民力，发展生产，增加民力。司马谈评论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论六家要旨》）。（六）非乐。墨子反对大搞文艺娱乐活动，他认为王公大人作乐绝对是奢侈和浪费，是竭民之才，夺民之利的坏东西。因为他们要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扬干戚，必要厚敛于民。那些为他们歌舞的演员都要吃得好，穿得华丽，都不去生产劳动。不但减低了国家生产力，还更浪费了民财。在上的一大堆人天天娱乐（上了瘾），就必定耽误了政事。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时候，作乐和兴利除弊简直背道而驰。如果一国上下都从事文艺娱乐活动（谁不喜欢），国家就必定贫穷，甚至灭亡。（七）非命。墨子痛斥“命运”之说，如果什么都是命定的话，王公大人国也不必治了，农工也不用生产了，就等着百姓离散，社稷倾覆吧。他强调：“义人（好领导）在上，天下必治。”（《墨子》非命中）他说：“命者，暴君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同上）。”他把人力置于天命之上，很有“人定胜天”的味道。墨子的主张的重要部分，略如上述。其他还有，就是把他自己否定了的天命又肯定了回来（《天志篇》），并且很崇信鬼神（《明鬼篇》）。不过除了“天志”和“明鬼”外（他的鬼神论是利用鬼神来对犯罪作恶者发生吓阻的力量，因为人的潜意识里有着亏欠感和罪恶感，时时都在暗中害怕和恐惧，以毒攻毒，他认为这是对症下药。），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论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于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作出了为人民、正义而武装斗争的榜样。有学者说：墨家思想渊源于老子，这是很正确的。可惜他的逻辑运用是“三段论法”的平面逻辑，而不是辩证法。奇怪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扬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而现今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看来这个势头还方兴未艾。这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大家的觉悟性的问题，还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
庄子在《盗跖篇》说了一个寓言故事，把孔子和盗跖的对话，写成了两类人生观的错综交织的箴言。故事说：孔子的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这个盗跖仪表出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