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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在床下焦急地等待，他们大口急促地喘气，热得不得不解开几个扣子，他们正耽于无限的性幻想之中。
她把那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扔得远远的，之后躺在石楠丛中，仰头看着街上闪烁的灯光，闻着花丛里散发出的香气。她想起小时候的那一次因为整个晚上总是数错一颗星星而哭个不停。她双手枕于脑后，泪水漫过她的脸。
第三部分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1）
昨天我有个朋友托我为她四年的文字说几句话。我说：“四年的时间弹指一过，总有种玄之又玄的感觉。”短信发过去才想起自己也写了四年了。零一年3月我在连绵数日的阴雨中写出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故事。零五年3月我最后一次去读它。
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
他们说在午夜12点的时候连续拨十个零就能把电话通向冥间，这是愚人节后的四个月以来我听到的最令人神往的事情。而且现在一切都这么合适，我只需要五毛钱的硬币就可以同冥间取得一切联系。只是零实在太多了，我怀疑自己或许按了十三个，那样的话，电话就有可能通到耶稣的受难地，这可不是我希望的，我连圣主说什么话都拿不准。冥间的事我也不了解。问题是，话筒响起的是汉语。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哎呀，烦死啦。”这就是醉生梦死的冥间吗？“你就这样顺着我的胸口向下探去……”好像串到成人热线上去了，在那里美貌的女郎正驱动着令人惊叹的想像力凭自己的智慧赚钱。她们甚至可以把话筒托在肩上一边刷碗一边向客人构造着两个人的色情王国；偶尔文思枯竭的时候，她们就大声地诵读一本色情小说。这一次她是这么把那些尊敬的客人带入冥间的：“暴风雨呀，快来吧，我受不了啦！”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呼风唤雨的能力要远远超过高尔基。雨就在这一瞬间下起来了。
我那天夜里并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我曾跑出去一百米，然后躲在树下。一棵树突然被雷击倒就使我明白，与其在这儿等着树砸到我头顶，不如跑回电话亭打几个电话。我回到电话亭时，水已经没过脚踝。我想想自己只知道三个电话。先给我那个疯妈妈打个电话吧，我说得跟杜宾似的，我也不回去了，不，仅仅是回不去了。直到没人接我才想起来，我和妈妈上次搬走的时候就把电话扔在老屋子那儿了。还有一个号码我也说不清是哪儿的，应该拨拨试一下，反正和杜宾没关系。不过我还是不自主地拨了第三个号，这是我最不愿意的。我宁愿那边没有人接。要是接了总得说点儿什么吧？两个人对着电话沉默不语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我说由于女巫的魔法，我被世纪初最猛烈的暴雨困在了电话亭里；然后你就把我弄起来解闷儿是不是？哪里呀，只不过是无边的夜色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你；但和你思念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睡神的恩赐。我想我们总能有点谈的吧；行，就聊聊你干嘛老是缠着我不放？
现在已经响到第六十下了，其间我一直在看雨，我没有勇气挂掉电话。
“喂？”终于有人接了。声音发自几十里远的地方，在雨中轻轻传到这里。我说什么呢？我看见雨打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
“喂！”她又问了一次，几乎十秒钟谁都没说话。我把话筒换到左手，那上面凝滞着水汽。
“真的是你吗？”她那边问。
“嗯，是我，没错。”她怎么猜到我是杜宇琪呢？
“嗨，真的是你？都这时候了，你在哪儿呢？”
“在我打电话的地方呗。”
“唉？你在外面呐！挺晚了吧？我刚才还做了梦，梦见我从高处掉下来，风一直往我耳朵里灌，都吓死我了。然后铃就响了，你就把我救上来了。喂，大恩人，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吧？”
“半年吧？或许再久一点儿。”
“半年多啦，是怪长的。你跑哪儿去啦？我都找不着你了。”
我没吭声，你自然找不着啦，我和我妈妈跑到城市的角落里藏起来了。雨下得太猛烈了，我开始担心这会敲碎玻璃。所有的人家都没有灯光。我猜大概得有一半的人在睡梦之中，四分之一的人满足于做爱后的惬意，还有四分之一的人饱受着失眠的折磨，或被无聊的电话所支配，还有人走在大街上吗？像我这样地寻找自己？
“杜宇琪？”她叫我。
“嗯？”
“你在听吗？”
“当然在，只不过你并没有说话呀。”
“嗯，我现在说了，那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什么？”我问。
“你知道。你弄错了。”
“他是你表哥。”总提这个有什么用呀？
“他真是我表哥。”
“我没说他不是吧？”
“但你一直不相信他是。”
“别说了，行吗？”到最后还是要我来求她。
“我也不想提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早该忘了。不过他人倒是不坏的。”
“比我强多了。”
“你别总是把话往死胡同里堵，行不行？他对什么都挺严肃的，就像一个寻找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种作家的一个小说人物。”
“你也开始读他了？”
“没有，你告诉我的。你说那里的人通常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精神上的尊严。你忘了？”
我忘了。
第三部分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2）
“我表哥就是这样，他认为那个下午你在侮辱他。”
“我没说什么呀，我只不过是说达尔文的老婆就是他亲爱的表妹妹。”
“那你为什么偏多上一句，拜伦和他亲姐姐也要上床呢？”
“这也不能全怪我。他先指着我说‘这就是杜宾的儿子吗’。”
“我听到他说了，我真没想到他会动手，没伤着你吧？”
“哪能啊？就是窝囊点儿，当你的面，当任何人的面。”
“干吗不还手？躲一下都不会了？”
“我说不清楚，就连你们走后我竟坚持用碎镜片把电影看完，也解释不明白。你知道，当时烦心的事情多着呐。”
后来她说什么我就记不清了，好像是跟她那个傻表哥吵架啦，决裂啦，然后她又跑遍整个城市找我啦，“找不着啊，你干吗躲着我呀？”
我告诉她我没打算躲着谁。那个俄国老头说得不错：每个人都有尊严，强势的尊严，毫无疑问，这必须维护。但并不是谁都能用强有力的手段。
她在那头没说话。外面已经积起泛滥的水流。我续投一枚硬币。这是我全部的钱：三枚一元的，四枚五毛的。就是说我们还可以通半个多小时的电话。但问题是我们谁也说不上半小时，多数的时候是我们沉默不语，同时在彼此心底消费着五块钱的沉默。
“宇琪。”
“嗯？”
“已经很晚了。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
我对她说我被雨逼到电话亭里，在这里我先是给耶稣受难所去个电话，接着与冥间联系了一会，之后我又和美丽的接线女郎狂聊了20分钟。“到后来我就想起你。我打电话之前没有把握我们还能谈些什么，愉快的是我们竟然说下去了。现在是7分10秒，11秒，——这是我打电话的地方。”
“说实话，你过得很糟糕，是不是？”
“不是很顺当。你知道，这一切。好多儿事我们都硬挺过来了。我知道，我妈妈已经承受不住了。”
“对不起。”声音很轻，仿佛细雨落在天鹅绒上。
“和你没关系，芭比娃娃。”
“我是说，我妈妈。”
“也不怪她。请等一下。”有一只从雨水中游过来的狗挠着门角，指望着我放它进来呢。那就进来吧，只要你不咬我就行。我抱它进来，随之而来的风卷起我的裤角。那只狗颤抖地瘫在我的脚旁，我能感觉到它的体温。“我回来啦。”我重新抓起话筒。
“怎么？”
“我刚救活一条生命，挺不错吧？”
“救什么呀？”
“一只狗，蛮漂亮的。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你说你不怪所有人。”
“我说过杜宾没有罪？”
“他是你爸爸！”
“叫他杜宾。我不恨他就已很难得了。”
“可你原谅我妈妈了。”
“我也可以原谅杜宾，但他有罪，”我说，“就这么回事儿。”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妈妈也不明白。她很爱我爸爸的，我看得出来，我爸爸也看得出来，但他明白吗？”我感觉那只狗在咬我的鞋带，我低头看着它。喂，这是你感激报答的方式怎么着？
“这边也开始下雨了，你听，雷声。”
我听不见。话筒里传来模糊的沙沙声。“在他走后的第三天，我妈妈就带着我搬走了。”我接着说，“我妈妈决定远离尘嚣的。很明显，杜宾这么做令她很伤心，几乎每天下午她都在窗前望着浓烟后面的夕阳流泪。尽管她总是高声对我说谁都可以做生活的强者。但毫无疑问，谁都做不了生活的强者。”我还得向电话里投硬币，一块钱滑过投币口，像落在啤酒杯里的冰块。
“我对这些感到难过，真的。”
“别这么说，连我自己也不这么想。杜宾消失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把他留下的几百本书通读了一遍。本来我打算在里面找到我爸爸逃走的原因，只是越到后来我就越觉着这事儿可笑。我发现这些书他并没真正地读过几本，好多粘连的书页他都没裁开，仿佛他读书只是为了弄清楚他想过的事情别人有没有写过，好使他写的东西不至于被嘲笑。”
“没有人会这样，你爸爸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家。”
第三部分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3）
“叫他杜宾！大概两个月前我意外收到一封他的信，信里面讲得又乱又杂。或许他实在不知道该对我说点儿什么，就把他那些可恶的文学观、艺术观写在信里充字数；后来他就问这里天气怎么样呀，夏天有没有下过雪呀，月末有没有流星雨呀，很明显以前的事情和家里的状况他一句话也没勇气提。在那封不知所云的信的最中间他划去了六个关键的字：爱的被剥夺感。”
“被剥夺感？”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卡夫卡、福克纳、叶芝和老托尔斯泰所共有的。”
“什么意思呢？”
“这么说吧，卡夫卡希求的爱，被他父亲剥夺了；福克纳呢，他总怀疑爱情是被他妻子的前夫夺去了；爱尔兰革命把叶芝应得到的那份爱剥夺了；老托尔斯泰，就更可怜了，那些他给妻子的爱以及妻子给他的爱，干脆都让他老婆一个人抢走了。”
“这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吗？”
“听着，是杜宾。”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妈妈很爱他的。他们也生活了二十年，但是二十年里他给我妈妈带来了什么？他把我和一打欠条留给我妈妈。二十年里他跟狗似的四处借钱自费出版了四本没人读的蹩脚书，每本书就印三百册，像发卫生纸一样送到所有浴室的更衣室，把书塞到每个大衣兜里。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察觉自己是个备受嘲讽的小人物。”
“我妈妈很赞赏你爸爸杜宾的书，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把《维以不永伤》《自己的故事》《玛丽亚儿玉》及《第三人》都寄给了我。这一点确定无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头注意这四部作品了。”
“原先我妈妈也是他的第一读者，她总是在一个下午激动地读完全书。她甚至可以背出四本书的任意一个段落，她告诉杜宾他一定会成为一位经典大师。在后来他给我的信里面，他说这部分是不真实的。在他看来，他的小说是否出色不取决于文学自身，全在于我妈妈爱他的程度如何。这令他很失落，他说他想要的并不是爱，而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他现在找到了？”
“这我不知道，”我说，“但至少他那么随意地就跟个女人跑了。”
“别这么说行不行？”
“我也不愿意这么说。我只是说和我爸爸一起消失的那个女人，我宁愿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也不情愿就这么碰巧。这甚至会令你父亲感到耻辱。”
“杜宾20多年前就车祸去世了，你知道。”
“你提过这个了，对不起。”那只狗已经睡着了吧。外面的水足以没膝。我等待她的话语，可惜的是没有回音。水从门底缝渗进来。
“芭比娃娃？”
没有回答。
“你还在不在啦？你猜怎么着？刚才被我救上来的是哑巴狗，不管大恩人怎么恳求就是不回答。”
“你别拿我开心。”她说话了。
“不是故意的。我对你说过没有？我说过错不在你妈妈那儿。”
“说了，你还说全都是你爸爸杜宾的罪过。”
“我又不想这么说了。他也没有错，他仅仅是没勇气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已。这个故事所有的人都没做错什么，包括你和我。只有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我妈妈。你爸爸死了，他没登场，只剩下一个：我妈妈。”
“你读过你爸爸杜宾的那几本书吗？”
“叫他杜宾就行了。”
“我记着他在一篇小说里说，在超现代主义的文学中，悲剧的或者是幸福的角色将会消失。一个人仅仅如往常一样上班，工作，下班，回家，看电视，等到夜里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失眠时，他就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位伟大悲剧角色的饰演者。”
“这并不是杜宾的首创。老乔伊斯早就写过了。就像我之前说的，他连乔伊斯的书都没读过。”
“噢，是吗？”她感到惊讶，“但这是不谋而合呀。他还说有关幸福也不是表面上的，就像上天可能会赐予那个在神话中反复推大石头的老人无限的幸福。”
第三部分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4）
“挺有意思。写这个故事的是一个和你爸爸有着相同命运的法国人。在文学史面前，我爸爸杜宾是个白痴。不过这些他仅靠自己都考虑到了，确实了不起。这么想或许有些道理。只是我妈妈很爱他的，可能这将令她幸福。到现在为止我妈妈一直生活在回忆之中。时光就像真的在倒流，几乎每天傍晚她都会坐在窗前在幸福回忆的路上就睡着了。看得出来，我妈妈后半生只剩下两件事要做：赚钱，替杜宾还债；等待，等杜宾回来。这太难以想像了。我妈妈年轻时谁也瞧不起她，后来，她就把第一个人对她的怜悯也错当成了爱情，接着就从心底爱杜宾一辈子。她会疯掉的，常常在一阵敲门声传来的时候，她就开始匆忙地化妆。她总是指望真的有一天她会和我爸爸不期而遇。为此她甚至盘问过往的乞丐，她说他不会过得很好。她认为他忍受不了的时候会回来的，就仿佛一只离家出走的狗那样，是不会饿死在路上的。”
“你估计他能回来吗？”
“说不清。在收到他的信后的一个礼拜，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我说假如你不是在写《月亮与六便士》的话，你还是回来。事实证明一位好作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出同样杰出的小说。你没有理由逃避自己做丈夫（至于父亲就算了）的责任。”
“可是等我把信装进信封时，我发现在他寄来的信封上压根儿就没有他的地址。我还纳闷他是怎么弄到我们新住址的。”
“当初为什么搬走呢？”
“我问过她。她答得有些不可思议，她说以杜宾的性格是绝不会回到老屋子那儿的。但他回到这里就不需要太多理由，只要说他以为是陌生人的家就足够了。为了让他知道我们搬家了，我妈妈到每个晚报社刊登征婚启事。她把名字和住址登排在最显眼的位置。半年来她前后收到一百二十三封求爱信，这些都被她锁在盒子里，她把这当成了她容颜未衰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不久以前，她告诉我爸爸回来了。她神秘兮兮地说她发现他已化作一只蟑螂躲在角落里，以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为了令杜宾不再难过，她求我不要声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两次愤怒地回绝社区打虫药的决定，她开始留心桌上的剩菜，时常在夜里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一个人对着那些抢食残渣的蟑螂轻幽地说话。今晚就是这样，我被她空荡的对话声弄醒之后就睡不着了。我想到街上走走。她已经疯了，我的疯妈妈。一场大雨把我截到这里，我给你打电话。这是真的，不说假话。我忘不了你。”
已经倒计时，我又投了一块钱。硬币应该落在正中央，正对着“５”的位置。我用手指在充满水汽的玻璃上画了一个芭比娃娃。狗已经醒过来了，它用身子在我裤腿上蹭来蹭去的。芭比娃娃开始模糊不清，就像我记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