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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摒弃接受那些对自己毫无吸引力的知识，确实是韩寒的准则。一心打算实现自己梦想的人看到了这一面旗帜，就算放弃学业也无悔；而很大一批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像韩寒一样退学成了他们逃避压力追求舒适生活的挡箭牌。当韩寒第一个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走在田野中，会指着一朵花叫道：“呀，这朵花开了。”然而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看到大片大片的花因为指引或者仅仅效仿才绽放时，我们只能很平静地说：“花开的季节到了。”成千上万的花随着秋天的到来枯萎了。第一朵花结果了，那硕大的果实叫《三重门》。还有几朵没有谢掉的在忍受风吹雨打的同时告诫自己要挺住。那些风雨是家人和朋友的伤心、失望，还有一些是眼泪。
九月初的退学，仿佛暗示着我在这里写什么都不会有一点说服力。我大学的同学都知道，从我被中山大学甩到伪军校的第一天，我就有过退学的打算。最后我决定这一年写完《维以不永伤》再离开学校，于是就从火车站又返回伪军校。我不能容忍知识的匮乏。倘若我们连生活最基本的事情，譬如风霜雨雪是怎么回事，电冰箱为什么能制冷，电视为什么会有图像，这样的常识都解释不清楚，那么我们和文盲有什么区别﹖我对那些耻于学习的人的厌恶似乎已经超过了以学习为高人一等的人。遗憾的是，在伪军校我只学到了打拳队列和翻墙，靠着这些本领想受人尊重，除非时光倒流，回到用树叶来遮羞的原始社会。
新概念的五周年庆典上我见到了曾骞。正如我事前担心的，因为和一个刁蛮老师发生口角，他愤然离开了学校，结束高三生活。为了让家里人不至于绝望，在一个充满了幸福回忆的苦涩恋爱中他开始了高四的旅行。那一年他只拿到二等奖，这多少有些遗憾。不过时间很快证明——安徽刘卫东——连续两届的一等奖得主，命运也只是把他丢在当地的一所师范专科。
第二年他带着画板经过一个月时间里近乎全国旅行的美术加试之后，落到了咸阳的一个民办学院。退学之后，我曾有意去他那所学校，以安慰我伤心的父母。我说过，那些风是我父亲的叹息，雨是我妈妈的眼泪。曾骞告诉我：“不要过来，这里很烂。”他在考虑是不是回去读高五。
上个月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他要写长篇。我对他笑了。他说他刚从父亲那里要来的电话。“他们提到我什么了吗？”我问。“没有。”他说，“不过劝了我很多话。”我父亲就是这样，他把我的每一个朋友都错当成自己的孩子。我说过年我不打算回家了。“为什么？”“因为我退学让他们太失望了，我没脸见他们。”“来我家吧。”他建议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说话。他说他跟家里说过要再次退学。“我妈妈就哭了，说我这么大了，自己想好了就行。”他说着也哭了。“先别提退学了。”我说，“把你那个长篇写完。就跟我那时一样，有一个能让自己逃出来的资本。为了把书写完，我可以让军官骂我打我，我可以几天不合眼，靠咖啡挺着。因为我那时有一个信念，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李敖大叔没教过我什么，就两件事让我尊重，风流成性算一个，还有我总是在心里叫他的一本书名——《我将归来开放》。”
他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好一点的结局应该是他说谢谢，或是直接挂掉电话。然而在现实中不会这样。这也是在广州一段时间得到的最大体验——生活不是小说或是电影。在电影中我们可以听到忧伤的歌曲达到煽情效果，小说里我们可以写一些情景渲染使读者进入沉迷的状态阅读。我正捂住话筒阻止身边充满调皮的恶作剧延续下去。“你在干什么？”他问，“我觉得你现在不够严肃。”“要是我不够，那么《圣经》就是笑话集。”“因为，你那边有女孩在笑，不，”他回想了一会儿说，“是呻吟。”
小饭说曾骞是他的开门弟子，也就是说他成了我的师侄。笔名的第一个字“小”可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推，我在怀疑小优是不是小饭打着文学的旗号以接近为目的招收的美女弟子。小村这名字使我想起福克纳的长篇《村子》。套用他的另一部书名我写下了这样的题目。《去吧，摩西》源自一首黑人歌曲，略作改动，我将其赠给曾骞，以及一些像我们一样还坚持顶住压力等待结果的花。
去吧，曾骞
在遥远的地方埃及，
告诉年迈的法老，
让我的才华离去。
那时候以色列归埃及管辖，
让我的才华离去，
压迫太厉害他们无法忍受，
让我的才华离去。
第二部分求助什么，怎么帮助
周怡倩跟我约稿那会儿我还不大会写千字文，本来想写各地公共汽车有什么不一样来着。因为发在报纸上，还不如说点实在的，就把手头的一封读者来信复述了一遍。也不知那孩子现在到底走了没有，更重要的是他父母怎么样了。
求助什么，怎么帮助
9月20日之前，我在公司收到一封来自黑龙江鸡西的读者来信。从信封里滑落而出的字迹有些凌乱。总共有六页纸，很奇怪，三张卡通信纸和三张单行的笔记纸组成一封长信。这封信在火车中躺了三十多个小时，最后落到了我的手里。
这是17号的事情，我以为又是一封嘘寒问暖的信件，于是我把它放进抽屉里。直到20日，似乎为了驱除下午1点半的睡意，才颇为小心地将页码排好试着阅读。很有意思，卡通信纸为一、三、五页，笔记纸为二、四、六。第一页的卡通纸如平时收到的来信一般，依然向你表明自己写这封信的犹豫心情以及最终写下这封信的决心。较为正式的笔记纸上他告诉我两年前他考入这所重点高中，现在他的成绩在县城一直保持着前三名。我不知道他对我讲这些干什么，但还是知道了他周围的朋友、亲戚，包括他父母，都认定他剩下的一年只要保持这个状态，考上清华北大不再是问题，令他父母头痛的只是在两所高校中做一个选择。这是长信1/3的内容，说实话，他的口气有点让我反感。
第三页又回到了卡通信纸，却突然转为倒叙，开始讲述他的家境是如何的贫困，他多么不负重望考上重点初中，三年之后又是以怎样的努力考取重点高中。“学习，这是我生命中的主旋律。”他用这种大腔调的句子写，“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失去我的尊严。”在页尾他告诉我他想在明年春天的一个物理竞赛中夺下头名，做为高考前给他父母的最后一份礼物。第四页他突然变调了，他说：“我本来不想说，但还是忍不住说了……”这样我成了惟一知道他秘密的人。打从半年前他便开始攒钱，“这样到了明年5月我差不多会有1000块钱”。要做什么呢？“离家，离开这里去南方旅行。”直到6月高考结束那天，他才会像通常周末回家时那般平静回去。“我会品味，品味我妈妈企盼我在高考前回去的焦急，希望在他们那里一天天减少，而我又不可能回去高考的乐趣。”
第五页依旧印满了那些永不哭泣的卡通，在胖胖的加菲猫旁边他描述了童年时是怎么因考试的一点小失误被父母在外面冻一夜的，“因为放学晚回去半小时”，他被罚不准吃晚饭。他些许忧伤地讲道：“或许是贫穷，他们将未来全压在了我身上，但别人家也穷，人家的孩子却有童年。”他说打从进重点高中他就计划好出走的那一天，他不会如父母所愿考入清华北大。“那将会证明他们如此对我是对的。”明年春天的物理竞赛是他还给父母的最后一份债。第六页是他的一幅铅笔画：一个背着包的孩子在田野上奔跑，书包的开口向下，他的后面是散落一地的书籍。
重新将信装进信封我才发现，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甚至也没写下他的就读学校。这封奇怪的信的题目为《求助者的求助》。然而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和所需要的帮助，而且，我能帮助什么？将此信的内容讲述一遍，我不需要再说出我的什么想法了。因为每个人，每个人在阅读后都会与我拥有同样的心情，每个人都会说这孩子的父母不应该这样教育孩子。可是当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又能怎么做？每个人都会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但我们听谁说过“我这么做是错的”？
但愿可以如此，人们、父母们偶尔会想起这个即将出走的孩子，这个未来不知怎样的家庭。
第二部分我父辈的荣光
不多说，就一句话，我没想做哪类人的榜样，以后有人再退学别拿我当挡箭牌。
我父辈的荣光
一个在嘉定实习的朋友下周将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所授课文：《世界上最美的坟墓》，为了使她四十五分钟的课堂不同于那些教了十几个三年的老师，她向我索要当时的背景故事。托尔斯泰的光芒太过强烈，以至于任何记述他的作者，即使是茨威格那么棒的德语作家走到他面前也会显得黯淡无光。我调侃说他一生被梅毒困扰，性病来自他年少时的嫖妓。她说虽然她对这个蛮有兴趣，但不知道几十个高一高二的中学生会不会接受。她叫我严肃点。“严肃地说，”我认真想了想回答，“《战争与和平》是我读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她让我把托尔斯泰写下来，“最好写成故事的形式，这样我用一节课复述下来就可以了。”
当晚发给她的邮件相当长，足够她讲三刻钟。我从托尔斯泰第一次被他表哥带进妓女的房间讲起，谈到他的几部长篇，以及他的灭亡。我无意将这一千字变为他的传记，只谈谈他死前的状况作为后几百字的伏笔。
事实上，晚年的托尔斯泰已陷入意淫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主张废除阶层之分，为此他亲自下地劳作，而劳动的工作效率却那么像是健身强体的运动；他宣扬禁欲，但他的妻子却四处对人抱怨“谁知道他在床上干的是什么”；他在遗嘱里将死后著作版权作为福利基金，“他死后不需要钱的，”他妻子联合三个女儿试图篡改遗嘱时说，“他在抢我们的财产做善事。”他无法成为他理想中那样的人，远离人世或许是解决痛苦的好办法。可是这是最后的底线，他谴责自杀，他不能再违背自己的意志，于是他选择无保障地出走，带上那本可怜的日记。因为他知道，虽然自杀的本质不同，但其结果，在寒冷的俄罗斯，对于88岁的老人，往往是一样的。
有一种说法是他倚靠在车站的某一角落里停止呼吸的，警察搜出每一个冻死者身上的证件并记录在案。有一个名字他们核对了几次，一个认出大师的人激动地喊了出来：“列夫·尼古拉斯基·托尔斯泰去世了！”无序的人群立刻向两边让出一条路，几个自发者抬着死者的尸体缓缓前行，人们失声地重复喊到：“列夫·尼古拉斯基·托尔斯泰去世了！”
俄国人名冗长，但吼出来却充满气势。普希金早年偕妻子旅行，关口的士兵例行检查证件，士兵轻声读了一遍名字，看了看诗人，又轻声读了一遍，突然转身喊：“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那维奇·普希金过关！”下一个关口的士兵听到后又以同样的声音对第三岗的士兵喊，一一传开，亚历山大·谢·盖·普希金响遍整条高加索山脉，整个俄罗斯时代。
米兰·昆德拉说，俄罗斯时代便是抒情时代。实际上在一战之前全世界都处在抒情、艺术和文学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天才、学识和智慧并重，人们欣赏并向往精神的强大。没有人会对无知表示理解，诚如每个人都相信荣光属于大师。
我时常自问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文学之路，似乎这问话更像是自省，我迟迟找不到答案。后来我明白，是为了令人尊重，我总要做点什么强于众人的事情，即使没能在生前，即使没能在死后，即使是死后才被人尊重。
1824年，拜伦死在希腊的战场，希腊城邦为这位异国诗人停战3天举行国葬，举国默哀3个月。希腊规定，在拜伦死后的36天里，每天鸣放36颗属于拜伦的、属于文学之花的炮弹。
第二部分想起自行车
十多年前我父亲每天晚饭后会去车百广场的路口修理自行车，一直做到夜里12点，回家睡到第二天8点好去上班。有时候活很少，一个晚上也只有几块钱，不过忙的晚上会有几十块钱。然而都是零钱，攒下来的几百块钱很长时间都没有花出去。我劝他去银行换回整钱。我父亲反对说既然是人民币到哪里都不怕没人要。他把这些放进了一个铁饭盒里。就是这样，那些钱到现在已升级为文物还收藏在那个位置。
我妈妈常常一起去陪他。10点之前她看广场里的人扭秧歌；散场后她一个人在自行车旁看我父亲给别人补车胎。有一次一个学生扔给我母亲两毛钱提出自行车走了。我母亲想了一会儿在下一个人来时也向他要了两毛钱的管理费。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二斤橘子带给我。我母亲对我吹嘘她在那里闲坐一个晚上也可以赚些水果钱。当时我还不到十岁，我已记不起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是有些叛逆，有些不懂事。我没有碰她带给我的橘子。我说用骗来的钱买水果多丢人呀。我记得这伤了我母亲的心。她跟我吵了起来。我觉得我是对的，我们没有权利收人家自行车的管理费。后来我母亲打了我，每次都是如此，她打我的同时一定会哭出来。我父亲一声不响地把橘子一个个剥完吃掉，入睡前告诉我母亲明晚就坐在他旁边，离停放处远点。
第二天他们就并排坐在路口边。前一天已经认识我母亲的人主动过来给了她两毛钱提走自行车。十分钟后又有一个学生推着车给了她两毛钱。想了想；我母亲又坐回停放处的旁边去收费了。回来的路上她再次买了些水果。她对我父亲讲回去不要让他们的孩子知道她又“骗钱”了。
夜里12点的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我母亲扶着车上的修车工具缓缓从月光下走过。我父亲抽出在耳后的一支烟点上。他早戒烟了，那是晚上一个要修脚蹬的大伯让给他的。抽完这支烟他说明天起他不修车了，好好上班算了；免得招这么多麻烦。
当晚我父亲把这二十多天赚的钱数好后放到饭盒里，之后便再没出去摆摊修车。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过了那么长时间会莫名想起自行车的这件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人生的道理，我只是想起这件事，然后会想一想我的父亲母亲。我已经写了几年的小说，但还是不能捕捉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曾几次想到；最真实的生活那么难写，是因为每个人在生活里复杂得令作者都无法把握。或许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这样，生活不会见到戏剧性的情节发生，然而谁都过得很无奈，其实任何人都没做错什么。
我本可以把这些理解为生活的艰辛，理解为父爱母爱；然而真实情况是气愤的母亲还打了孩子。若是一部以母亲为主题的小说，聪明的作者会把这一段删掉。
再举个例子。我父亲这几年身体有些恶化，他对我们埋怨都是以前修车整晚地守坐而凉倒了。初次听来我蛮心酸的，这是小说；可是以后他每次痛都会念叨这些，受不了时我就反驳说你修车也就那二十多个晚上，而且还是夏天；一辈子就那段时间吃那点苦；你别有点毛病就把原因归到修车好不好，我父亲会打我一巴掌说这孩子没良心，我会很委屈地顶几句，他会接着给我几巴掌，搞得双方冷一两天；把不快埋在心底，以后避说这个，这是生活。
我后来离家在外，碰到很多小意外。偶尔我想起在家时的琐事，试想我父母碰到这些意外怎么处理，之后我就下意识地不像他们那样去做。我还是不想让自己变成与我父母性格相近的人。
十多年后我父亲打电话还在提到他的腿痛，他说当时不去修车也就不痛了，现在钱还在那铁饭盒里没动过呢。可是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更不懂事了，他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第二部分记忆中的智慧
从梅隆乘一个小时的汽车抵达松江，向左向右地拐了几个弯便见到了新华书店。轶哥在周围转了很久，以便弄清开往此家书店的公车路线。似乎是松江四线经过书店对面的上岛咖啡，我没记清楚，这不是我的事，我只是陪同记者大人进入书店。
所有的新华书店的内部装潢都大同小异，当由明亮窗子透过来的阳光、宽敞的过道，以及没有音乐的大厅这些令人舒服的特点成为一种共性时，每一家新华书店都不再会使读者联想到兴奋这个词。我问轶哥早知我要写的是松江的新华书店，还不如就近找一家了解一下算了。然而轶哥还是执著地拍了些照片，把我一个人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