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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威士忌像金刚钻一样昂贵。话音未落，一颗炮弹飞来，弹片削去了老朋友的肩膀，他握着的手还没松，肩膀就一下倒挂在他手上。从此，他再也不得安宁，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下意识地出现一个念头：这酒是省下来了……此后二十年，死死纠缠他的，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会如此卑劣？我怎么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他此生都休想安宁了……。还有多少维克斯堡人，内心再也无法安宁？
在马克·吐温重访维克斯堡的时候，联邦政府已经建立了第二个纪念碑，纪念佩贝尔顿将军代表维克斯堡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那是一个金属纪念碑。第一个大理石纪念碑，已经支离破碎，就像维克斯堡深深隐藏的内心。
马克·吐温也拜访过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国家公墓，几千名保卫维克斯堡的南军将士，除了少数几个被误认的外，都没有归葬入这个公墓。
那时，大门上方为埋葬在这里的北军士兵，刻有这样的文字：“1861—1865年，一万六千六百名为国捐躯的英魂在这里安息”。马克·吐温离去后又是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来到这个公墓的时候，被埋葬的灵魂依旧，门楣却已经无存。在今天的夕阳下，我们看到，有好几块墓碑已经长进了大树的树身和老根。当年，马克·吐温看到的时候，那还是一棵年轻的小树吧？
二
如何定义一场内战的“为国捐躯”？
内战是世界上最没有名堂的事情，如同这含含糊糊的“为国捐躯”的说法。至今为止，所有非常明确的说法，都是简化了的结果。当时的美国南方还存在着奴隶制，当时北方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厌恶和反对奴隶制，却并没有要为了“解放奴隶”，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的念头。南方的一些州，厌烦了北方对奴隶制的频频抨击，决定脱离美国，自己过日子。而林肯只看到南方毫无兵力，低估了战争的代价，决定以一场战争拖住去意已定的南方。
当时的南方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南方邦联。最惨的其实是如弗吉尼亚州这样几个中间州，还有一大批它们的政治家。他们反对奴隶制，也反对国家分离，更反对一场内战。他们在内心里，希望历史遗留的制度问题，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渐进地变化，完成历史的演进。可是，南方要走，北方要打，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是北方对他们家乡的武力进攻，把他们逼进南方的阵营里。
这是南方人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林肯预计征兵几千、战事三个月便能“解决”的问题，而最终打了整整四年。六十一万美国青年自相残杀，战死在南方的土地上。怎一个“为国捐躯”了的！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自然演进的，南方也一样。它在历史的负担下逐步改变。但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强制多数人意志的外来政府。对于历来把“州”看作是自己“国家”的南方人，在战后所谓“重建时期”，失去了民主权利，感觉如同是被“外国”侵略者的军政府所“统治”了。
南方的“重建时期”，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时期里，很多事情都是反常的。
我们也是在改建为博物馆的维克斯堡老法院大楼里，待了几个小时，才津津有味地读出这些纸张发黄的原始资料来的。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几年前就来过一次。那是个门可罗雀的博物馆，还是原来那个工作人员卖门票。他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很有历史感的环境，一个小小的角落，悬挂罩着老式灯罩的白炽灯。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只精工细作的古董收银机，哐当一声，我们的门票钱给收进了这只美丽的古董，我们相视而笑，他也笑了。他还是瘦瘦的，戴着眼镜，没有访客的大多数时间里，就是捧着一本历史书，在那里入神地看。门外他收养的那只带着黑色条纹的灰色野猫，还懒懒地守在那里。
那里的陈列手段是最原始的。限于空间的局促，所有的陈列品都拥挤地塞满了陈旧的老式玻璃柜。可是那些资料却是难得的珍贵。
例如，在那里有一张这样的手书通知，是1865年8月11日，维克斯堡投降整整两年之后，由占领维克斯堡地区的军政府给邻近小城吉布森港的一位女士发出的通知。原信是这样的：布莱斯科太太：你据此被通知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我处，进行对联邦政府的效忠宣誓，否则将被作为政府的敌人起诉。
在历史记载中，这名布莱斯科太太最终拒绝了“忠诚宣誓”，结果进了监狱。当时所有的南方人被要求作出“忠诚誓言”，这也正是这场宣布目标为“解放奴隶”的战争，掩盖着的实际上的“反分离”内核。虽然，相对于许多其他国家对“叛乱”敌方的事后杀戮，一百四十年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南方民众作的“签署效忠书”、“忠诚誓言”，是相当温和的措施，可是，对于南方人来说，终是一个难忘的羞辱。
战事发生在南方，维克斯堡投降虽然蒙羞，却远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整个南方已是一片焦土。就是在维克斯堡地区，它的整个经济体系，也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被彻底摧毁了，原有的法治系统也被破坏了。当时，北方来的临时军政府控制了一切，南方人一度失去很多习惯了的自由，就连举行葬礼，也必须取得军政府的批准。在这个老法院博物馆里，就陈列了一张1865年3月24日由维克斯堡的联邦军政府发出的葬礼批准书。
黑人奴隶被突然解放了。可是，他们也同样经历了一段异常困难的岁月，因为他们突然失去了住处和谋生的手段。假如制度的转变是和平的，那么庄园经济还在，前奴隶就可能转化为拿工资的雇工，而慢慢适应自由谋生的生活，逐步改变自己的处境。可是，战争彻底毁去了南方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庄园主们在战后普遍变为赤贫，已经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任何工作机会。
由于解放奴隶的战争目标，是在战争中途切换而来的。联邦政府并没有为这些被突然解放的奴隶之生计作出安排。虽然，在维克斯堡的华盛顿街和格罗富街的转角上，象征性地开设了全美国第一家由黑人开设的银行。可是大量的南方前黑奴的生活，由于南方经济被摧毁，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
同时，北方也有大量的投机商人，乘南方之危，主要是乘经济的失序，前来捞取非常利益，使得在重创之下的南方经济，遭受了最后一击。从此南方出现了“carpetbaggers（背地毯包者）”这个词，“地毯包”是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的背包，南方人以此讥诮那些来自北方的投机商人，背着能够装下地毯的最大的背包，来装走他们从南方搜刮到的东西。一度这个称呼成了“北佬”的代名词。
三
踏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老法院博物馆的二楼。它的一大部分，今天还是维持了原来法庭的原貌。这个大楼本身就是战争的一个见证。
这个法庭最早是在1859年6月开庭的。当时整个建筑物还没有完工，法庭的大厅里，只安放了一些简单的木头条凳。围城期间，法院楼本身被炮弹击中，当场打死了四个密西西比第五步兵团的士兵，还伤了十几个人。在维克斯堡围城期间，这里主要用来关押北军战俘，在维克斯堡投降之后，法庭在很长时间里被联邦军队占用。
战后，庭审逐渐恢复，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审判，也反映了南方重建时期的种种混乱和困惑。
战后，维克斯堡发生的最大惨祸，是一个船难。
1865年4月24日，一艘名叫“苏尔塔娜”号的蒸汽船，离开维克斯堡，运送战争结束后的北军士兵回家。当时，只有三百七十六人载客量的“苏尔塔娜”号，严重超载，上了二千六百名乘客，其中一千八百八十六名是在各地刚刚被释放的北军战俘。南北战争期间，战俘营的条件都非常糟糕，死亡率很高，在战俘营熬过来都不容易。
第一辑 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一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他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上就和常人不一样。他们天生的就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普利策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炽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地一定要撞上去。
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这是普利策人生出场一开始就亮出来的选择。虽然青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会有类似冲动，所谓不管“干什么”，总要“干点什么”。所以，顺便说句题外话，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标准：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终于到了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十七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幸而这个几近疯狂的少年，没有就此战死在这场对他来说毫不相干的战争中。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真巧，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遇到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民报纸，随着英语长进，又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要在激烈竞争中，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这不单是商业利益和报纸的销量在驱动，还因为这就是这个行业本身的职业属性。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水平的高低，是天天随着报纸的出版而揭晓的，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是个拉也拉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那时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新闻业不是人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它来自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它像一颗埋在非常适合生长的土壤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迅速生长起来。人们组成社会，自然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报纸在英语里就叫“新闻纸”，是完全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倒还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了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
瘦弱的普利策做记者却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这块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在兜里没钱，却都要吃饭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所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岁的普利策竟然因此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四岁。他自己当然心里有数，可是仍一声不吭，走进议会大厅就在里面坐下来。居然也没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龄”。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说新闻业是个战场，一点不算是夸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党和财团的金钱交易、保险公司的欺诈、警方的残忍行为等等，无一不在报纸的揭露和抨击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细长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词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新闻业站在揭露腐败的前沿，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报社老板做动员，因为那应该是新闻业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扰，新闻业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普利策那种把新闻当作生命，甚至有些夸大的战斗性，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特点。只要任其自然发展，这个行当就会自然地聚集起这样一批人来，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蚀社会的违法行为为目标。因为在这里面，优秀的新闻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为他们知道读者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因为惟有记者六亲不认，天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们在负责追踪的“新闻”。区区平民，只要当上记者，皇上也在他的监察之下。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二十五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买下了自己的报纸。
二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这让我想起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迈尔，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