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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人气开始重新趋旺。根据日本中央银行发布的经济预测，无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是自小泉政权上台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加之小泉将削减公共投资作为其经济和财政改革的重点，所以公共投资呈压缩态势，因此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重视。两年前还在热衷于谈论“中国威胁”的日本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日本和中国经济上的“双赢”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
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 3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3。2％，进口额增长13％。中国大陆加上香港和台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日贸易的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建筑机械、汽车及零配件及包括数码相机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2003年日本手机、音像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0％以上，超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电视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30％，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以上，汽车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90％。松下、佳能、日立、三洋、夏普、理光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由于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样一些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在增大。特别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些活动都使日本企业看到众多商机，因为奥运会在日本和韩国首次举办时，都成为它们自身经济发展飞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钢铁、建筑机械、海运、电子电器、机床、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对中国机械设备出口的剧增，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迅速复苏，推动了中国衰落多年的钢铁、海运、造船、大机械制造等所谓“夕阳产业”恢复元气。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等各大汽车生产厂家在观望多年之后，决定正式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因此，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将持续大幅增长。
关于一直争论不休的中日两国贸易平衡问题，《朝日新闻》这次也心平气和地说，从日本政府的统计来看，日中贸易使日方逆差，但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统计方法问题，因为日本没有把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包括在内，如果把日本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计算在一起，2003年日本方面则出现了1。2万亿日元的顺差。
当然，日本大公司争先恐后地去中国大陆投资，也使日本方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汽车大国的美国被日本汽车业迅速追上，也曾一度出现令美国人苦恼的“产业空心化”，但美国市场有庞大的迁不走的房地产业的支撑，现在同样要面对中国和韩国市场竞争的日本，经济将如何转型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曾任富士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部副部长杉浦哲郎，新近出版了一本《日本病》，认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面对的深层问题是“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也是目前日本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改革”的基点。关于“制度疲劳”，是指那些日本二战后，面对劳动力不足，为了稳定劳动力而确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如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
列制”、“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不过这一点在日本还有很大的争论，很多经营较好的大公司坚持要维护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个“制度疲劳”的典型例子是过去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长期以来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主要依赖“主银行”的间接金融，而不是主要运用资本市场筹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金融结构对于企业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以进行长期设备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今日本企业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无力继续保证企业所需的资金供给，一些有发展前景的风险投资难以得到所需的资金供给。
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按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20年后沿海的2亿多人的发展水平会成为一个难以估计的力量。
“一亿总中流”与“中流崩溃”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在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日本的学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而感到自豪。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关于对中产阶级的认识以及现实中的中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发生过几
次大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时期，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精英们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中体会到，中产阶级将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他们提倡以中产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过程，以减少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是比较古典的含义，即表示一个以收入和财产划分的中间阶级。
古典中产阶级也称为“旧中产阶级”。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业资本获得较快发展，一些原来在生活底层的人群成为拥有一定财产的“新富阶级”，并形成不同于传统贵族的自身生活方式，居住在东京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成为旧中产阶级的象征符号。但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旧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相当有限，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东亚社会的专家傅高义教授，曾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对战后日本新中产阶级形成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描述。当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收入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核心指标，如当时产生的以“中产阶级化”为基本纲领的新政党“民主社会党”，就把具体政治目标定为“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两倍，达到平均5万日元”，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
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发展，“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扩大，成为政党生活中谁都特别关注的选民群体。但所谓“新中产阶级”，其实与“旧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并不符合传统的阶级定义，因而很多学者为了区别经典的阶级定义，把“新中产阶级”称为“中间阶层”，日本的学者则爱用“中流”、“新中间大众”等词汇来表述它的现实含义。日本的一般民众中，多数人认为“中流”比“中产”或“中间”更容易正确理解含义。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占29％，“中间”占19％。到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热潮时期，日本人似乎突然感觉到日本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媒体中到处洋溢着“全体中流”之类的豪迈话语。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中产阶级”的划分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收入、职业、消费、生活方式等客观的综合指标，二是根据阶层认同的主观指标，二者的定量分析都要依据大规模的问卷抽样调查。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简称SSM调查，到1995年已经进行了五次调查，现在正在筹备2005年的第六次SSM调查。日本首相府宣传室也从1958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国民生活舆论调查”。
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数据，日本以白领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人数比重从1955年的25。5％上升到1995年的43。2％，与一般发达国家白领职业人群比重差不太多。日本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告诉我，“一亿总中流”的说法来自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调查的提问是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提问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其实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问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类似调查中，“中产阶级”认同率都没有如此之高。如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在台湾是57。7％。对于为什么日本人的自我感受这么好这一点，日本社会学教授盛山和夫的解释是，日本的企业组织制度遵循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重视“社团集体”的“会社主义”，所以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产业革命时期那种“劳工阶级”，“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的企业制度促进了工薪阶层的平等化意识，而且在1940—1950年代日本最大的社会差别，即城市工薪阶层和乡村农民的生活差别，到1973年发生逆转，农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开始超过城市工薪阶层，日本人从此产生了进入“富裕社会”的社会认同。村上泰亮教授认为，这种社会认同最终促成“新中间大众”时代的到来和“阶层去结构化”的现象，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失去了阶层结构化的意义，现实社会不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
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股市大量缩水，企业破产、劳工失业、银行坏账等问题不断出现，经济低迷不振，进入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开，虽然仍有一批IT技术精英跃升为全球跨国公司“新企业首领阶级”，但大量的中间白领在日本企业的组织变动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位置，从1980年到1992年十几年间，日本基尼系数从低于0。3升到0。4以上，甚至超过了美国。
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代末以来学界产生了关于“中流崩溃论”的大争论。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从收入和财产看日本经济差距》一书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他在书中指出，日本过去即便在高增长时期，工薪收入的分配也是比较均等化的，但到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人们都把财富投入到升值预期高的股票、证券和房地产上，很多日本大资本甚至到美国和欧洲去一幢楼一幢楼地买，资产收益迅速扩大，并成为决定生活和消费方式的重要因素，而泡沫经济的破灭进一步使中产阶级的状况恶化，“中流意识”彻底崩溃。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的著作，但都因不够学术化而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如1987年上野千鹤子的《中流幻想的崩溃》、1998年田中胜博的《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等。
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所著的学术著作《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于2000年出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14次，跻身日本畅销书行列，这在学术著作中是很少有的现象，可见当前日本民众对这个问题极其关注，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是继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对日本民众精神最大的打击。佐藤俊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占就业人口约20％的白领上层雇员，代际间在地位、职业、学历等方面的继承性出现“逆转上升趋势”，造成知识精英的复制，有战前“旧中产阶级”复制机制回潮的趋向，原因是出现新的选拔机制的机会不平等，结果是加剧“新中流大众”的分化。
站在争论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的盛山和夫教授，他认为，所谓新中产阶级或中流大众从来就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人们塑造的支撑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符号，日本仍然是一个富裕平等的社会，“中流崩溃”的说法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是对社会事实新的变化的误读。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流意识分化”所反映的是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体主义化”趋向，是社会政治继注重阶级利益关系调整的“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和注重地位获得机会调整的“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之后，产生的向注重生活格调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转型。
在生活环境恶劣和地位获得机会不平等的境况下，过去人们动员起来为民主、平等和改善生活机会而斗争，那时阶级政治和地位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当一个社会实现基本的民主、平等和富裕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追求个体主义的多样性的生活价值。“生活格调”（lifestyle ）与“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不同，它不是群体性的选择，而是个体主义化的选择。
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技术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也大大缩短，大企业组织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外包”和“订购”策略使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使个体化工作大量产生，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并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和科层等级。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也更呈现出“断裂”（breaking）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特征。
一个常被引证的美国例子是，根据美国“阿尔福德阶级选举指数”（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在1940年代的政治大选中，有75％的劳工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只有25％的中产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但到1980年代，数据显示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