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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商可能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制造品牌蕴涵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中国为这种差距付出巨大代价。全世界的耐克运动鞋几乎都是美国品牌的贴牌产品，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大约160美元，但中国的制造商每双鞋只有3—4美元的盈利，还乐得屁颠。温州的打火机卖给韩国客商是9元人民币，而他们打上自己的品牌却卖280元人民币。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芭比娃娃价格是10美元，但中国的到岸批发价格却只有2美元，扣除1美元的管理费、运输费和0。65美元的材料费后，最后只剩下0。35美元，那里面还要包括企业老板的利润和中国民工的血汗钱。当然如果价格低还有钱赚，那也是市场竞争优势，美国比中国大豆产油率更高的大豆，到达中国口岸的价格也比中国的东北大豆价格低。但问题是，如果不真正理解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差距的意义，“中国制造”就很难超越自己。
中日之间的发展水平，至少还有半个多世纪的差距。2000年中国人均GDP855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64年的水平，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9。2，接近日本1960年38。8的水平；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分别与日本1965年、1960年的水平一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从而拉低了全国整体的平均值，但即便是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上海，5 0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也仅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后期的全国平均水平。
二战后日本已经被炸成一片焦土，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与刚解放时的中国大致相等，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三十几分之一。即便用日本1955—1973年近20年的发展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比较，也会看到，1955年人均GDP与1978年中国相当的日本，在经过不到20年后人均GDP就达到4 000多美元，而中国经历1978—2001年长达23年的经济快速发展，2001年人均GDP还不到1 000美元。这种经济同样快速增长下显示的巨大发展差距，说明人口增长约束条件对发展的巨大影响。所以，中国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些事情，不要外国人一说什么“中国世纪的到来”，自己就当真地飘飘然起来，也跟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超越”大话。
裂变中的大学教育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到日本之前，我知道的日本知名大学寥寥无几，也就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上智大学、东北大学等等，可能都没有十个。连我这次访日所在的大名鼎鼎的庆应大学，都似乎很少耳闻，让我在庆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同事痛心疾首，也让自己抱愧孤陋寡闻。
在日本参加各种研讨会，人们最热衷的是交换名片，看着那名片上无数陌生的大学名字
，真让人弄不清日本到底有多少大学。一查资料，好家伙，日本共有700多所大学，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比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人口多不了多少，但平均约每18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而中国一共有约2 500多所大学，平均每50万人有一所大学。所以尽管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是最激烈的，日本人用“战争”来形容竞争的程度，但比起中国来还是望尘莫及，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不仅是激烈，淘汰率简直是有点“残酷”。
面对中国近几年的大学扩招，中国的一些所谓“教育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觉得大学扩招只是培养了一些新型知识失业者，中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大学生还不如低薪的打工仔好找工作等等，真是奇谈怪论。中国是存在就业紧张的情况，但同时又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自然会调整大学生的求职要求，在发达国家里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硕士到处都有，但还没有听说因此就要人为缩减教育的呼声。过去中国县中学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有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愿意到县中学去教书？
中国要达到日本每18万人拥有1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3 700多所大学，而要达到美国2。7亿人口就有4 000多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20 000所大学。
中国人喜欢与发达国家比的就是GDP，全国的关注点都在GDP的增长率上，好像有了GDP就一有百有似的，好像GDP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不是说GDP不重要，但GDP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指标，很多差距光看GDP是反映不出来的。中国目前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大学生还是高文化水平的符号，一个农业县里如果出一个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与过去得了状元一样风光，县长都要出来接见。中国现在大学生的毛入学率仅在15％左右，而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美国更高达82％，韩国、印度、菲律宾也在30％左右。目前中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只有5％，但在日本是23％，而在美国是35％。这是比GDP更深层的差距，也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时就奠立了，当时日本立法实行全民教育，要求消除文盲。所以现在的日本的老年人中很少有文盲。如果到那些免费开放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去看看，那里的老年人像定时上班一样，天天去图书馆津津有味地看书，而在中国退休的一般人群中，到处是一片打麻将的声音。
日本现在的高等教育，由99所国立大学、76所公立大学和526所私立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是，前者的经费来自中央财政，而后者是依赖于地方财政。大学根据经费和师资，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巍峨宝塔，一般认为，东京大学是这座宝塔中当之无愧的塔尖。
在日本，大学教师的收入属于中上水平，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在50多万日元，但日本每年有高达五个月的奖金，所以工薪加奖金，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可以上千万日元，大概相当于70多万元人民币，副教授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40万—50万元人民币。不过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在社会上的收入等级高。有一次坐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的私车去见朋友，到的时候已经略超约定的时间，我们没顾上看标示，找了个空的地方就停车了，等回来时正有警察在开违规罚款单，但教授说了一声“我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就令警察肃然起敬，教授开车就走，头也不回，警察一声不吭。
东京大学创建于1877年，曾是日本的“帝国大学”之首。所谓“帝国大学”，是根据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大学令”，模仿欧洲大学组建的学术和教学一体的理、工、文、医综合大学。到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五所帝国大学，当时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被算为第六所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建立帝国大学的宗旨是为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改革服务，“育就国家需要之才”，所以“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就是：“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
帝国大学的两项制度成为后来日本大学的制度遗产：一是讲座制，讲授学术性强的专业课程，而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这使得“大学的目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教育”至今仍是日本一流大学的标杆，并在教授中普遍存在“研究至上主义”；二是教授会制，它使大学成为相对自治的学术领地，为了学术的自由，教授像法官和公务员一样，也享受终生任职和大锅饭。
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一个在日本很流行的“大米表”的故事。“表”是日本古代的粮食重量单位，一表粮食约60公斤。故事说日本古时东北地区有一个小诸侯国，非常贫穷，国民常常要受饥饿的折磨，皇帝赐给他们100表大米，番王召集大家商量怎样分配大米，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要分了，把大米换成钱资助孩子们读书，因为这些大米都吃了就是100表，但是助学却可以变成100万表。
日本高等教育早年的特点是注重精英教育，大学是探讨学术和培养精英的神圣领地，但1960年代的经济迅猛发展使大学教育的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使公平分配教育机会的呼声日高。因此日本在1970年代着手进行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把一些学校迁出大城市以便使教育机会更加均等，政府财政对私立大学也给予综合性的资助，并建立了筑波大学那样的所谓“新概念大学”，即废除传统国立大学每个系都半独立决策的管理体系，教学和科研被分配给不同的附属机构、学院和研究院，这在当时被视为是一个“大胆
”的举措。
日本平民教育的普及以及大学教育的机会均等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加强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教育逐渐形成一种僵化的体制，难以随现实需求的变化而调整。每个家庭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未来的工作和前途相联系，孩子们白天在国立或昂贵的私立中学读书，平时的晚上和周末还被家长送到私立的专业课程班继续读书。日本的中小学也实行类似中国减轻学生负担的改革，但结果与中国一样，也是与改革的初衷相逆，因为家长们更多的把孩子送到各种昂贵的课程班学习，竞争的战场从学校搬到校外，而这校外的竞争战场是与家庭的财力相联系的，国家平民教育的平等化功能被校外的高费课程班所扭曲。大学的老师们更通过各式各样的考试，把教育变成一种人为的游戏：通过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能够得到政府公务员或大公司职位的示范效应，家长和老师都督促学生考取好成绩，而学生们则拼命记忆各种考题的答案，积攒学分，不记学分的课程和研讨会很少有人光顾，而老师们为了适应竞争的激烈，则进一步加强试题的变化和难度。在这种游戏中，大家追求学分的分层和排名，谁也不去考虑这种好的成绩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用人单位也只看大学的牌子，反正新人招募进来还要重新培训。
日本大学的老师，享受的是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锅饭”的体制，没有太多的竞争，大家都论资排辈，等着前面的位子空出来，若有人自命不凡有非分之想，必然遭到众人非议而难以出头，所以青年教师首先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荣获200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在日本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因为此前他没有任何头衔，在日本的学术界根本不被看重，以致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人名单后，日本有关部门和传媒都不知道这个“白川”是何许人。
僵硬的体制和应试教育，让年轻一代出现厌学之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下降。《日本经济新闻》刊登的对100名日本企业家的调查显示，他们中56％的人认为，现在的日本大学生最欠缺的是“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企业对本国大学失去了信心，不再给它们提供赞助，而将资金投往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所，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人才回报。
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日本的教育提供了人才的支撑，也受到普遍的赞誉。很多西方的学者，把日本的重视教育视为日本成功的“秘密武器”。但今天，时过境迁，经济出现长期低迷，僵硬刻板的教育体制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批评，认为这种注入式、标准化的教育过分整齐划一，导致孩子的个性受到压抑，实际能力下降，过去的教育体制已经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潮流不相适应，必须加以改革。
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企业家和教育专家，也都出面呼吁政府加快进行教育改革。有的提出，应废除大学考试制度，引入更加合理、有效的机制；也有的提出，应废止政府各种对大学的管制，彻底改变将大学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做法，将其作为教育服务产业；还有的提出，为实现技术立国的长远目标，大学改革的关键是创办有特色的、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大学，与企业建立更密切的产学合作。2002年10月，就像中国的大学建立配以政府大量资助的“研究基地”一样，日本50所大学的113项研究课题被选入了“21世纪COE（最尖端研究基地）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政府把资金重点分配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生院的研究基地。
与此同时，在经济高潮时期迅速增加和膨胀的大学，在社会和经济的变动中，受到现实生源的威胁，一些私立大学首当其冲受到重创。泡沫经济破灭的噩梦似乎要在大学重演。
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影响，日本18岁人口由1992年高峰的205万人，锐减到2004年的119万人，大学入学人数的大量减少，使一些私立大学经营出现赤字，严重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据日本教育专家估计，全日本有五分之一的四年制私立大学面临经营危机和破产的威胁。由著名教育家中村忠一撰写了《大学的破产》一书，预言日本将会有200多所私立大学面临破产危险，在本来就已经不平静的水面又投下一块激起波浪的巨石。
历来养尊处优的国立大学也不再风平浪静。在教育改革的强烈呼声和政府压缩财政开支的背景下，小泉内阁在推进邮政、高速道路公团等政府事业部门民营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其中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已在国会通过，于2004年4月正式实行。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日本的国立大学改为独立大学法人，改变原有的国立大学教职工的国家公务员资格，减少国家预算的支出，大学教育在内容、学位授予、经营管理上都将逐步摆脱国办教育的传统。该项法案还具体提出，要将日本现有的99所国立大学进行适当的整编组合，组建89个国立大学法人。新的大学法人制度主要内容包括：1。 大学实行自主运营管理；2。 设立“经营协议会”通盘筹划资源利用；3。 建立新的运营机制、聘请校外人士参加经营管理；4。 建立新的人事体制、实行工薪与能力、业绩挂钩，允许教师兼职，强化产学研结合；5。 实行“后检查制度”，由第三者对大学的教育、研究成绩进行检查。
这是日本在二战以后进行的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国内大学的所谓独立法人化，实质是“渐进式的民营化”，面对这一变化，已经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方私立大学更加忧心忡忡，它们担心未来那些著名大学在教育资金市场上与它们展开争夺，因为改革后国立大学可以从民间自由调配资金，其使用范围将不受国立大学规章制度的限制，各国立大学都想方设法从民间筹集科研经费。
但是当我与一些国立大学的教授谈到这种大学“独立法人化”今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们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甚至认为，类似的改革在日本总是风声大雨点小，因为表面看来力度很大的改革，一旦触及到深层的既得利益格局，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对于加强大学教育体制的灵活性和竞争机制，多数人还是赞成的，认为日本教育体制必须通过改革去适应全球化竞争趋势。
就像北京大学以“末位淘汰”为核心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引起的轩然大波一样，日本的大学改革也遇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日本的《世界》杂志在2003年接连发表大学改革批判系列文章，有的认为“日本目前的大学改革不是按照学术的逻辑而是按照产业和市场的逻辑进行，大学正在改革的名义下走向崩溃”。还有的认为，“这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为某个人而活着的社会去，但教育既不是为了财界，也不是为了国家，更不是为了军队，而是为了每个孩子”。
面对部分大学老师对未来学校经费不足会导致裁员的担心，以及家长们关于学费会否增加的疑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官员出面解释，大学法人并不像民办大学、私立企业那样实行自负盈亏，主要预算仍将由国家财政拨款，同时学生缴纳学费标准将根据各大学特点和学科内容，由文部科学省核定适当限度，不会因此增加学生负担。
实际上大学这种学术和教育机构的改革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某些知识的价值和学问的深浅不是像经济指标那样容易测量，而且这种知识创造的工作是很个性化的，有时很难找到一个简明而且容易操作的测量指标。企业以盈亏一见高低，运动员以比赛决胜负，歌手以歌迷市场定身价，官员以职位高低看权力，这都没有什么话好说。惟有这知识，不仅隔行如隔山，同行不同专业领域有时也难辨雌雄，这是“文人相轻”的根源，但也正是由于知识的这一特点，它的潜在创造性和力量也让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