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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便向警方报案,说是有人诈骗了他们三百万。
据深圳方陈述,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年初的时候,深圳厂家欲到重庆建立销
售网络,先是派了两个人做市场调查。方方面面跑了两个月,就很坚信地得出重庆大有
做头的结论。重庆市场之大,确实让人兴奋,而更让人兴奋的是,重庆的电脑市场就如
同一大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那么谁先进入,谁就占了先机。但
是,它之所以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重庆的销售市场还没有发育
成熟,许多销售方式,销售渠道人为制导因素极为显著,所以采用通常销售方式就有可
能一筹莫展,还是要靠人际关系的渠道才能走得通,走得顺。深圳的人明白这样的特殊
形势后,便仔细地筛选了各行业的市场需求,最后确定把建筑行业做为主攻的重点。因
为重庆变成直辖市后,最先启动的必将是建筑行业,况且还有三峡大坝的跨世纪的大工
程呢。
深圳的人于是目光瞄准了市建委的主要官员,没有多久就将注意力聚焦在建委第一
把手杨主任的身上。做生意的人对于如何对付政府官员,那真是轻车熟路,但却没有想
到,这次却屡屡碰壁撞墙。建委杨主任工作能力很强,有眼光也有魄力,但也就独断专
行,权力集中。当然这是商家最理想的对象。但杨主任极有内力,随便商家施展出多少
手段,他就是不为所动,甚至是根本就不吃那一套。仿佛他浑身练就了刀枪不入的铁布
衫,水泼不进针扎不透。深圳的人没有办法了,正准备打道回府时,却遇到了一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
杨主任的儿子出事了。
杨主任有两个孩子,姐姐在一家广告公司,弟弟在农业银行。姐弟俩相差十岁,姐
姐离了婚,而弟弟没结婚。姐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姐姐很能干,很有主见,象父亲,
弟弟却很贪玩,象母亲。贪玩的弟弟在农业银行信贷处,挪用了公款,与一帮子哥们成
天花天酒地。后来事发东窗,原是要送交警方,后来顾及到杨主任的面子,便通融了一
下,决定如若能赔出挪用的款,即可内部处理。回家杨东一说,差点让杨主任背过气去,
当时就发了脾气,声称要打电话,请农行交司法机关处理。杨东的母亲拦住了怒不可遏
的杨主任,立即打电话告知女儿,女儿问挪用了多少,母亲问杨东,说是一百多万,女
儿电话那头吸了一口凉气,但又马上说,先别让父亲动作,给她三天时间,她去想办法。
三天后,姐姐提着不知从哪搞来的一百万交到了农行,农行便以一纸辞退书了结此事。
没了工作的杨东只好呆在家里,母亲又怕他出去鬼混,就狠心地控制了他的钱。所
以有时杨东身上摸遍了也摸不出五分钱。他在外面花钱花惯了,现在这种情形真让他有
心去死。恰巧这时深圳的人找到了他。
深圳的人说是想在重庆设立分公司,请杨东出任副总经理。杨东问,我能做什么呢?
深圳的人说,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杨东说,那我去当什么副总经理呀?深圳的人明说,
你爸爸不是建委主任吗?建委系统的计算机配置业务随便弄一个过来,就够你忙几个月
的。杨东说那行,不过我得回家说一声。没有想到第二天杨东变卦了,说是不想当什么
副总,但是可以作为重庆一方与深圳合作销售。深圳人一听,就猜到杨东背后有一位高
手给他出了点子。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同意了。过了几天,杨东说他自己搞了一
家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主要业务是电脑及电脑配置,如果深圳方愿意合作的话,就
约个时间谈谈合作细节。
深圳的人去了杨东的公司,也查验了经营执照,虽则是渝兴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
竟也是独立法人公司,注册资金也有一百万。深圳人便没有任何疑虑地与杨东商讨合作
的细节,杨东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全是建委系统电脑配置的规划的指标,其中最让深圳
方感兴趣的就是重庆建筑设计院的订单。杨东说要是深圳出面去做这笔订单,十有八九
拿不到手,但如果由他的公司出面,那易如反掌,因为这笔订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建委
拨款。深圳人心领神会,于是就商定把货物调到杨东的公司,销售以后按比例分成。杨
东说,如果不放心,他可以马上预付五十万,并且可以让深圳留下一个人监察货物到后
的出入情况。深圳的人拿到五十万预付款,而且又可派专人看护货物,既然如此,何乐
而不为呢。
谁也没有想到会出事。
深圳发到重庆的货柜是8月25日到的重庆东站,杨东偕同深圳常驻的人一起提货,
又一起将货盘进了杨东的库房。什么都弄好了,这时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杨东说应该
庆祝一下,于是由他作东,请深圳的人实实在在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深圳的人到杨
东的公司,却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问及物业管理部门,说是前几天杨东的租期就到了,
昨天晚上来了一帮子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深圳的人顿感大事不好,迅即到库房一
看,果然也是空空如也,问库房管理人,人家说不知道,杨东租的库房,也是昨晚把货
物拉走了。再找到渝兴公司,公司的总经理说,杨东是挂靠在渝兴的,属自付盈亏的承
包关系,且是独立法人,债权债务与渝兴无关。深圳方找不到杨东,也不知道货物的下
落,只好求助于警方。
文静没有怎么费力就找到了杨东,但杨东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文静不相信,从已掌
握的情况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套子让深圳人钻,而如果没有杨东,深圳人怎么
会那么容易就上当了呢?杨东却说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杨东今年二十八岁,个子挺高,长得也有几分帅气,但就是脸上老是摆出一副对什
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再乎的神态。文静说,合同是你签的,你又是法人,从法律的
角度上讲,你就应该对这批货物负责,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当然是另当别论。文静的
话中意思很清楚了,尽管你说你也是受害者,但法律责任还是要由你来负的。杨东也听
明白了这个意思,于是似乎象是初出道的样子问,那我能做些什么?文静感到不可思议,
这么严重的事怎么到了杨东的嘴里就变成了一件搞糟了的游戏?他是真不清楚问题的严
重性呢,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又问,你知道你要为此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
杨东说,知道,知道,我就当是欠了他们货物行不行,我都承认了,难道还要把我抓起
来不成?文静说,你不是欠了别人的货,你是骗了别人的货,是诈骗,懂吗?而且骗得
不是小数目,这是犯罪,犯了诈骗罪,你已经犯了罪,不抓你又要抓谁呀?杨东一听吓
坏了,好象想都没有想,便向文静提了一个古怪的要求,说能不能让他姐姐来一趟,文
静问,让你姐姐来做什么,杨东说,我见了我姐姐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啦。
文静一想,看样子,杨东也是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杨东能积极配合警方的查证,
或许结果更好一些。所以就同意让杨东给他姐姐打电话。文静在一旁听着,杨东打电话
时几乎快要哭出声来了,也不知道电话里他姐姐说了些什么,杨东这才又回复到对什么
都无所谓的神态。文静心想也够奇的,看来杨东在家里被宠环了,宠得一无所能,宠得
不象个男子汉了。从这一现象分析,杨东可能也是象他自己所说,也是受害者。但为什
么这个时候他不要求见父母,而单单要求见他的姐姐呢?
杨东的姐姐没有来,而是深圳的人来了,是来要求撤消对杨东的指控。文静觉得很
奇怪,但深圳的人说他们已经找到那批货的下落,并且已经追回。完全是一场误会。误
会?那怎么解释杨东的人去楼空呢?又怎么解释库房连夜提走了货物呢?又怎么解释杨
东事后避而不见呢?深圳的人说半天也没有说出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但事主已然找回了
货物,又明确认定错不在杨东,文静也觉得有些骑虎难下。恰在这时,局领导也找到文
静,说是这个案件可以到此为止了,文静说如此而为,是不是过于草率了?尽管事主提
出了撤控,但其中许多隐情并没有进一步得到澄清,如果就这样了结了,那会不会有什
么预想不到后果?局领导说,出了问题自有领导承担责任。
文静决定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文静结案之前,又仔细询问了一次杨东。
杨东得知深圳的人让他去任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尽管待遇相当优厚,但他还是把不
准划不划算,所以提出回家问问。但他并没有问家里的人,而是找到了渝兴公司的薛总
经理,他与薛很熟,过去就有一些交往,特别是他在农行工作的时候,也帮过薛的不少
的忙,到现在还有一笔贷款薛没有归还。杨东问到薛总,薛总说,深圳的人狡猾得要命,
名义上是让你去当什么副总,实际上是想利用你父亲的权力,到最后大头让他们拿走了,
你不过是拿点小钱。与其如此,还不如你自己做,跟他们对半分成,再者说了,你自己
做,别的厂家也会自动找上门来。杨东为难地说,我自己怎么做呢?薛总说,那好办,
听我的没有错。
其后几天里,薛总替杨东办好了一切,先是将原本就有的分公司的法人改成杨东,
然后再替他租了一间写字间,挂出公司的牌子,又为他的帐上划去了五十万的流动资金。
这一切做好以后,薛总让杨东出面约深圳的人到分公司面谈。到货物进入库房后,薛总
又让杨东出面去应酬深圳的常驻代表。再后来杨东就一无所知了。第二天下午他也是到
公司去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跑去找薛总,薛总说当时事情紧迫,分公司法人的
易名没有通过工商局,也不知道是谁向工商局举报了,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工商局的处罚,
分公司的执照被注销了,还罚了一笔款。杨东问那批货怎么办?薛总说你就不用管了,
后面的事情他会处理好的。并且强调,这段时间里杨东最好呆在家里,不要与任何人联
系。等事情处理好以后,薛会告诉杨东的。杨东听后就回家了,果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
也没有跟家里讲。
假如杨东所言为真,那薛总经理就是一手设计的这个圈套。但这时候去接触薛,显
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尤其是深圳方面撤控的情况下。文静去找深圳的人,一方面是想
核实一下杨东的话有几分真实,另外也极想弄明白撤控的原因。但出乎文静预料是,深
圳的人是找到了,但却什么也不愿意说。这让文静很失望,但也不能强迫别人说。文静
感觉到深圳人有一种难言之隐,但究竟是什么,好象无从而知。文静正准备走的时候,
无意中瞥见一份材料,抬头上赫然印着“重庆市建筑设计院”的大字,她心里一动,原
来如此,怪不得深圳的人要撤回对杨东的诈骗指控,也怪不得事后深圳人对此讳莫如深
呢,显然与什么人做了一笔交易。
杨东确是充当了薛总经理的工具,但薛总其人为什么连杨东也骗了进去,目前尚不
得知,而确切无疑的是薛利用杨东骗到了深圳厂家的一批货。深圳方报案后,渝兴公司
不是合同签订方,而独立法人的杨东当然难逃其责。杨东的家里人知道后,认定杨东当
了一回冤大头,但又明知无法追究渝兴公司的薛总。那么若要让杨东免于警方的追查,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深圳方撤回对杨东的指控,而这样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深圳做一次
交易,杨东家里,特别是杨东的父亲,手里有交易的筹码,身为建委主任,把深圳想要
的业务拿出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于是杨主任用某种方式找到了深圳的人,直截了当地
提出了交换。在这样的情形下,深圳方经过权衡,当然会接受杨主任的交换。于是撤控,
于是讳莫如深,于是杨东也就没事了。
要证实这一推断,文静认为很简单,只需跑一趟建筑设计院就清楚了。她果然去了,
果然也证实了这一推断主体思路的正确性。而仍要做的就是落实其中尚不完全清楚的细
节。但有一点文静心里很自信。那就是可以重新立案侦察渝兴公司的诈骗案。但向局领
导汇报后,局领导说研究一下再说。二天以后,领导对文静说,这个诈骗案交给别人去
查,你交接后立即到珠宝抢劫专案组报到,说是那边遇到难题了,局里决定调一些业务
骨干去充实专案组的力量,以期尽快查出结果出来。文静心里兴奋不已,她确确实实早
就想介入那宗专案了。
文静到了专案组,照例是从卷宗开始。
从卷宗上反映出案件的侦办进展看,警方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一方面尽管警
方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查寻,但没有获得令人振奋的线索,文静还
是坚持当初案情分析会上她自己的反证:也许根本就不是惯犯所为。
其实从文静自己的办案经验看,是不是惯犯所为,大都与残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
相当多的案例中,许多惯犯作案手段反而不如初犯凶狠,这主要因为惯犯对实施犯罪的
结果比较注重,在持枪震摄住现场对自己有所阻碍的人员后,一般情形之下是不愿意再
去杀人的,惯犯真正绞尽脑汁的是得手不被逮到的结果,假如可以不杀人却杀了人,那
就意味着被逮住的可能增大,越是老谋深算的惯犯越是不愿意做这种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的事情。劫犯杀死保安,纯粹是一种另有含义的举动,好象不单单是残忍。从现场情况
看,劫犯一进店已经向保安开了一枪,打断了右腿上的动脉,出血不止,他站都站不起
来,也就无从谈起阻止劫犯了。那为什么还要开第二枪呢?文静琢磨着现场目击者提供
的细节。不止一个人说那名女劫犯拿到珠宝箱后,不是马上离开现场,而是又一次把枪
筒顶向了坐在地上的保安的头部,也正是因为复又顶着头部,刚从楼梯上下来的清洁工
才会吓得失声叫起来,至使惊动了劫犯,甩手一枪打死了清洁工。为什么,为什么呢?
文静怎么想都想不出个答案出来。
把枪顶在头部,是想再威吓一次,岂不是多余?况且在那种情势下,案犯竟然会如
此从容不迫?是想说些什么?对了,后来在打死清洁工后,她不是说了一句“你活着有
什么用”?可不可以说,假如清洁工不出现,案犯就可能先说这句让人不明所以的话,
然后?然后开枪打死保安。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清洁工出不出现,保安是在劫难逃,非
死不可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打死保安,而要在抢劫得逞之后,而且
还要说一句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却又听不明白的话?好象是这时保安该死了。可是保安
该不该死究竟与案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案犯的口音上可以断定,案犯都是重庆本地人,虽然所使用的摩托车牌照都被事
先用纸遮住了,没有人能看见,但使用摩托车本身就证明案犯相当熟悉重庆的状况。重
庆私人开辆摩托车上街拉客是极为普遍的,重庆人戏称为“麾的”。用这样的交通工具,
一是考虑到走到哪不显眼,另一个就是可以在事后逃避途中不受堵车之阻。假如是外地
流窜人员作案,可能就考虑不到如此的细微。文静想起前些日子,有一外地来重庆的案
犯抢劫了一家储蓄所,得手后开着辆小面包一路狂奔,没想到没有开出多远,就遇到了
堵车,堵得案犯进也进不得,退也没法退,眼睁睁地看着警察追赶上来,俯手就擒。审
讯的时候,他后悔不迭地反复叨唠:没想到重庆塞车塞得这么邪乎。
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惯犯。
但如果不是惯犯,警方下一步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查寻的方向呢?
文静又埋头卷宗中。
从抢劫案犯的前后过程分析,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从摩托车,到头盔,着装,
再到各自明确的分工,都可以想象案犯把每一步都预先设计好了。但这也就让人想不通
了。不管案犯策划得多么周详,有一点他们是无从策划的,这就是那箱价值五百万的珠
宝。据调查的情况分析,那箱珠宝出现在抢劫的现场,只是一种巧合,因为出事的前一
天下午快要下班时,总店才临时决定第二天调五百万的货到沙坪坝分店。当然也许这之
后有人向案犯透露了消息。但为什么偏偏等货进入分店后才实施抢劫呢?虽则其它地点,
其它方式不确定性因素,或者是不可预见的因素发生率较高,但进入分店抢劫的一个对
案犯而言最致命的因素,这就是货到分店后要么马上上柜,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作案的
时间,也增加了败露的风险;要么就是先入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