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枪鱼罐头就在别的商店出售。
电视机和录像机是大宗货物。从铁路货车货栈处抢劫运货车箱决非寻常事。他们雇佣了一个铁路职工，他向他们提供装货凭单。并且告诉他们货物在哪一辆货车里。他们就拦截卸货。
他们袭击住宅的时候，一般只要珠宝、股票和债券，现金或枪支。
任何没有限制的东西，他们都盗。那时代风行一种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自行车或摩托脚踏车。他们就在大街上偷这种车辆，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形象，我自己感到这么做很舒畅。如果没有必要，我并不主动提出参与。不该知道的事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我们得谨慎一点，没什么。这一带我们要干的买卖多着呢。我们对你还不熟悉啊。这事儿完了，你别挂在心上。”
实际上，我对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隐蔽工作，我总归要藏发报机或录音机，我要藏在装有录音机的其他特工车上，而决不会装在我自己的车上。
我要干什么不会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会，我自己就窥探四周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了前门，或者外出，我一个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钟，我总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总是有枪，有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其他的偷窃行装，比如假发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进来，我这样窥探举动会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的工作毕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说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仅仅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谋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维尼那个买卖赃物的歹徒做了几笔小买卖。维尼是个任务不重的歹徒，是属于那种家庭型的一类。他来自斯塔藤岛，白天在吉里的店铺里转转，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抢劫的事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为别人转卖赃物。
我想作出这种姿态：好像我是往这儿或那儿运点东西，挣几个钱。通过这条途径牵到大一点的党徒。维尼开始以香料和我做买卖。
我们安排了一次约前会，地点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处，我寓所的楼下门外。中午前后，他驾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运输车开了过来，车里装的是一箱一箱的兰纹牌香料。他说：“我每个星期直接从生产厂家提这货，我雇了几个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买卖，但是这离珠宝买卖已经不远了。党徒盗贼并不是对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顾客，但是不能好到吃亏上当的程度。我买了一纸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国名牌，价值220美元。
对于香料的处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间所购其他货物一样，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乡的9号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卖行里碰到了他。拍卖行就像个跳蚤市场，吸引了许多人。维尼在那儿设了一个货摊。党徒们盗来的赃物，没有卖掉的就拿到这儿来卖。这儿是公共场所，家家户户的人在这儿转，维尼就以这个货摊出售拦截和偷盗的货物。我常常在这里溜达，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想拿到拍卖行里拍卖。他这个货摊脱手了许多赃物。
我甚至还带着妻子到他那里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能花点时间带她来，估计还不至于有多大危险。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错。有一次，我们正站在维尼前面，他称呼我“多恩”，而她称我“乔”。不过，他似乎没有听见。反正她就作为我认识的女人也无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无所谓。
维尼有一些依而格玛牌香料卖给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说：“这东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买了一箱。
我告诉他说，我有五六十只手表，还有大量的天蓝色优质珠宝。我带了两只手表样品给他看看——是日本制造、带有数字显示的金手表，当时还相当兴时，红表面，每只大概要值80美元。他买了那两只，每只20美元。他说：“我拿给布鲁克林的吉里看一看，看他还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赃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盗贼的掠夺品，为联邦调查局所没收。这些东西无法查到失主。手表和珠宝不是来自调查局。我为了要尽快做这笔交易，便从卡纳尔街道上一家批发部里购买的。这样的事我干过好几次。这么做的意图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谁也不知道东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内部批评，但是我不能不作出决定，保证自己安全和行动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径，因为那样会有损工作。
维尼说，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笔“褪色增辉”牌牛仔裤的买卖。有个买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说：“货共有125，000条，一条裤子只卖1美元。”
3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还想要15只手表，我以总共300美元的价卖给了他。我还卖了一些蓝色珠宝。卖给他的项链和手镯共有150美元。
我问：“牛仔裤脱手了吗？”
“销了一部分。买主取走了，还做了其他几笔买卖。因此，只销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这几笔小买卖使得吉里店铺的一伙人以及他们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开始和我谈买卖，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头天晚上夜贼盗窃的。吉里对我说：“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给2，500美元。”
我没有接收，我对他说我干不了。
买任何贵重东西，如果不清楚来历，最终就找不到失主，这种买卖毫无意义。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证明不了。吉里并没有告诉我大衣来自何处，而这样的东西你又不便问人家从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说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说：“啊呀，你哪儿弄了这一大笔买卖？”
在这点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买卖一样。但是，我没有必要拿2，500美元换取那种信任。
店铺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货进来，就是在谈论货物的行情。买卖并不总能够讨价还价。尽管有意向中的买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这并不意味着卖主会降价。货物价格高，可能说明卖主还要给别人分利。无论你从谁那里买，卖主的要价总要在原来的价格上高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总是不停地买卖流通。
盗贼汤米是个肥头大耳的恶棍，大概50几岁。他带来一箱子成的碎杏仁，这东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对吉里说，他的地窖里还有58箱，是从长岛市的布里尔冰淇淋厂偷来的。他有一份其他货物的清单，说这些东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尔冰淇淋厂的。“我们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建立了联系，他是焙烧工，”汤米说，“我们还有一个治安卫兵，下星期我们进厂时，他在值班。这笔货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决定采取行动。他租了3辆22英尺长的卡车去运货，存在车库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给买主。他们把一卡车可可运到了俱乐部，车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帮着卸货。在那个里弄里，艾萨格店铺买卖业务谁去说三道四？两天以后，这批货卖给了杨克斯市的一个买主。
一天晚上，桂多带了一班人马去偷一家仓库，要抢劫4，300套男式服装。他们已物色好了一个伙计在外面放风。进了仓库以后，有人拉了无声警报。主人赶到了仓库。担任放风的伙计吓得跑走了，但却没有通知里面的盗贼。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仓库就设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罚那个放风的伙计。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头头是谁，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愤，他们可能对那个伙计以严厉的惩罚。
吉里决定下一个晚上再去一趟。对于放风的伙计他只是说：“这次进去我不想叫那个狗杂种跟你们一道。以后别再叫他了。”
他们再次进了仓库。他们没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约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寻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顾，即吉里一伙的大买主。可是，每当我提出：我也可以联系几笔买卖，他们就这么说：“把货交给我们吧，我们给你脱手，别担心。”如果我对他们说，我即将有一大笔货，他们就会说：“嘿，你弄到了许多货啊，我们帮你脱手。”他们不打算放出大主顾。
我要想和大主顾打上交道，一时还找不到可使他们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赃货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在布鲁克林，还时时注意到其他的目标。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员逛曼哈顿夜总会的时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个叫伊格尔的迪斯科舞厅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家舞厅后来改为西西里舞厅，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诺罪恶家族的成员。他因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动坐了大约18年的牢房，出狱才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知道，凡能搞钱的任何违法事他都参与；赌博、毒品、诈骗以及“经营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职业刺客有暗杀协议，已经干过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联系广泛，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有利。
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伙人继续混在一起，同时也和墨拉结伴。通过墨拉我认识了一个有用的盗贼。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赃物拿给吉里一伙人。这个盗贼有很多工业钻石。我决定用这些钻石来作一次试探。我问盗贼能不能拿几颗托卖样品，看看我能否“中转”，就是为卖方和买方当个中间人。他表示同意，给了我10颗。
出售这样的盗物不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为此而同任何人去争辩。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所获得的钻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约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卖给吉里一伙，只想向他们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认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从而减少买方的兴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为那会使人感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以为我不懂得买卖。
我把一袋钻石带到了店铺里，拿出来给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场那边搞到了一批货，”我说，“那里面有我一个兄弟。我要给他分利。在卡纳尔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买主。但是，如果你们能出手，我还是给你们。这笔交易我总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说：“10万，太高了一点。”
这个要价迫使他们在转手再卖时要价达15万到20万美元。
“咳，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说。“我那位内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纳尔街道上的伙计愿意给我10万。我还是想给你们转手，因为我和你们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们卖的钱超过10万，多余的全归你们。”
吉里说让他等两天和一个在城外的伙计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对我说：“他愿意转手，价格是7万5。”
“吉里，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来。我还是给卡纳尔街上的那个买主吧。”
“那好吧。”他说。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干出名堂，弄到了钻石。而且买卖达20万美元，没有警察过问，这就向他们显示了我谈话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说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应，我应该守信用，把钻石交给他们转卖。我捞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还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一辈子都在偷窃。做梦都想成为入盟党徒，成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个成员。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俱乐部，只见吉里衣冠楚楚：细条子西服，黑领带，全身穿戴整齐。如果外出溜达，他一般不是这样服饰。他好像有点激动，走路趾高气扬。但样子也有点紧张。
我进去时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着，“你这一身时装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个地方，”他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他走了以后，我问维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维尼说：“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们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来时简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说：“能够入盟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我从孩子那时候起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或许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最高的荣誉啊！”
“嘿，恭喜你呀！”我说，“谁给你授勋？”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对执法部门来说家喻户晓。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内部维护黑纪律的执法杀手，是个高层次的副官。吉里现在要成为查利·摩斯人马当中的一员，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举行宴会为他庆祝。不过，现在个个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已入了盟。
能够成为入盟党徒，对于一个意大利小痞子来说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极大满足。一个入盟党徒受到保护、受到尊重。你得是个意大利人，要有所有头头和副官提名、表决一致通过，还要进行秘密仪式，你才可以成为黑手党家族的成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为坚定的老练的党徒。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黑手党任何别的家族，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围，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个家族保护其成员及其事业。你对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诚的忠心，你处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员。在像吉里这样的里弄团体里，谁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一个入盟党徒也许不为人所喜欢，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远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
有个星期五，吉里兴高采烈，因为他要为周末搞一项大的行动。他在卡车队里有个伙计，此人要给他3辆卡车的钥匙。车上装的是毛货及皮甲克。同样还是这个伙计，要使车上的巴布警报系统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