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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的正义标准并不形成悖理，它们都与利益有关，都是以社区内最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当我们坚持站在“公序良俗”对立面更多时候是束手无策，然而有一种极端的手段可以改变这种窘况，那就是不断地出现血腥和死亡。人们终究害怕有一天不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而无休止的死亡则让恐惧延续，当恐惧的效果被夸大人们原先的道德观会开始大面积的陷落，直至本人站到道德底线的对立面。同样在《公元前的战鼓》中“我”在面对“真相和诱惑”而手足顿挫的时候，死亡成为揭露生命真相唯一的标准。在目睹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事件的发生，“我”在《我们在期待中希望》生存的欲望的升温，生命的和谐体现在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力求生存的自在。而这种和谐被打破的原因正是每个人的内心恐惧而且缺乏内省的勇气。
后记一次简单的思辨过程（2）
过程5：现实的一种
大同小异的城市生活单调而枯燥，有段时间无聊的我老做着同样的梦：突然有一天我成了一个头缠红围巾光着膀子而相貌模糊的少年，手执一个古老的战鼓在街道疾走，穿过安静的小区，穿过喧闹的街市，穿过边缘人的地下室，穿过灰白的太平间……咚咚的雄浑而低沉的战鼓声刺破长空，在城市上空阵阵回旋。我不止一次在梦中重放着这个熟悉的场景，梦醒之后，一股揪心的难过让我开始明白哪些是幻象的纠缠。今天我依然穿着红色的上衣，拿着课本在往学校的路上奔跑，穿过安静的小区，穿过喧闹的街市，穿过边缘人的地下室，穿过灰白的太平间……，westlife的新专辑在MD上滚动，鼓嘈着我的耳膜……，其实这都不重要，我已经很清楚这是现实的一种。
我很清楚阳子是个虚拟的人物，我还知道作者为了塑造这个人物把众多感人的因素集合在他的气质里，担我毫不掩饰对阳子的喜爱。每天浸润在日韩言情片如洪水泛滥的温情主义中，我们迫切希望塑造一个属于自己时代的英雄，一个淌着血而非舔着棉花糖的英雄。阳子的出现无疑是及时的，他让我心目中时代英雄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原来他和我们是如此的接近，但是我举目四望，希望从现实中找到阳子的影子的时候，我却碰到一个个麻木冷漠的表情；于是开始想象自己就是阳子，想象自己头缠红围巾光着膀子举着战鼓在大街上狂奔，然而冷酷的现实却让我打了个寒战，于是梦醒了。
我承认这个事实：“阳子活在《公元前的战鼓》中，而我们活在现实生活中。”然而作为一次思考过程，我不能泾渭分明的去对待文本的种种和现实的种种，在形而上的意识领域里，两者有重合的可能。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可以跟阳子对号入座的人物，然而阳子给予我们的亲近感是与生俱有的，更确切地说年轻人的时代气质在书里书外都是一样。热血，良知，机智和果敢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气质，我们同辈中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成长轨迹在发展，然而守护这份珍贵的时代气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能认识到这点，我想能成为时代的英雄不仅仅局限于阳子一人，还包括我们自己。
过程6：还没开始的人生
这些日子我还发现夏季的夜晚不再美好，深蓝的天空竟然透着着几分压抑和苦闷。诸如“学业，文凭，就业，理想，人生……”这般字眼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占据了我的思绪。我是个很实在的人，因此我对这些现实的字眼并不抵触，唯一抵触的是它们同一时间地涌来。回忆十几年学生生涯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唯一能称得上人生经验的东西竟然是考试和升学。面对现实我发现自己连拒绝的勇气都缺失了，我可以对这些经历嗤之以鼻，嘲笑有加，却绝对不敢对这些经历说“不”，既然明白考试升学和理想人生之间的直白关系，那么以后的日子我还会有意识地接受这样的经历。“不敢拒绝”也注定了我终究成不了一名纯粹意义的写作者。
我很不愿意再提所谓的人生问题，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们终究有过理想，哪怕理想早已失落为梦想，而我喜欢的阳子就从来没有过，哪怕梦想。
或许是看书的缘故，我发现自己身上有种割裂不去的“波西米亚情结”，不是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也不是因为哈维尔的文论，而是因为克里玛的人生随笔《布拉格精神》，这本小册子向我们展示守护一种精神的苦况。在布拉格精神的引援下的克里玛的人生观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一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体现继续生存的勇气；二是勇于奉献的价值观，体现精神力量的提炼；三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观，体现时代气质的延续。在《公元前的战鼓》中作者字里行间渗透了第三种人生观，即充满希望的未来观。在我眼中人生话题无非是一个道具，无时无刻在传颂，当翻看《公元前的战鼓》的最后一章《我们在希望中期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本背光的人生走出被遗忘的角落竟然有一种暗示重生的力量，使人生在苦痛中点燃了希望和期待之烛。
《公元前的战鼓》中结束语是这样写道：“我缠好红巾一脚踏上泥偶的膝部，双手高高举起鼓棰，用力向鼓面上砸了下去。立时，咚咚的雄浑而低沉的战鼓声过了大殿，穿过了无边无际的大雪，在整个城隍庙，整个街道，整个城市的上空震响……”看来作者不遗余力地向我们展示城市背景下的人格陷落，没有宗教仪式的救赎意义和经久不衰的青春主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积极的人生观。对于这部小说来说，这样的布局是很必要的，起码作者在《我们在希望中期待》一章向我们阐明了使“我”继续生存的力量来源。
看过影片《坏孩子的天空》的朋友大概都记得这句台词，当伤痕累累的小马和新志再次重逢的时候，新志说：“小马，我们完蛋了吗？”小马说：“笨蛋，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呢。”一句话足以平复我们热血冲动的少年心性。“是的，我们的人生还没开始”，我想。
过程7：空白底片
记下这些体系凌乱的文字的时候，我沉浸在脑海里对故事抓拍的影像。通过这些真假交错的影像我发现自己正处于青春期焦灼状态，不是生理上的缘故，而是因为内心感受，文本世界和真实环境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缘故。冲突过后依然没有真正的规范，这就怪不得我要“假深沉”一回，我本能地做做思考状无非是想为内心世界的脆弱和无助作作辩解。“假深沉”并没有违背我阅读的初衷，无论是看有关青春期的电影还是书我都尝试寻找精神的支柱，或者说自己的影子，为现时自己的所作所为做注释找借口，然后可以自豪地跟人家说，“看，年轻人都这样“，因此每次进入主题我都小心翼翼地扮演着角色，和主人公同呼吸同命运。就像空白的电影底片开始“喀嚓喀嚓”记录着这一切。
一次思辩过程记载了一次阅读经历，我们可以从中阅读现时的文本，现时自己，现时的人生。哪怕这是一次体系凌乱的形而上的动机让人的怀疑思辩过程。
2002年5月31日
为佳上
后记 悄悄话 引用
sieg ＇原创＇ 2002…5…8 22：35：00 邮件 悄悄话 引用
看完这部作品，我在想像作者是否有以下这种经历：歪着脑袋看刚买来的盗版《青少年哪咤》，蔡明亮的，除了粗糙的活力和愚蠢的激情之外，里面就一无所有，所以，作者手上还得捧一本《四书集注》，以便在任何一个无趣的时刻，都能低头看几眼惟义所在。
应该说这部作品写得很见杀伤力，尤其对那些什么世面都没见到的花季少女或阳光少男来说，它能给出谢霆峰F4这些软体歌手根本就无法给出的勇敢（至于软体作家，由于点名会有文人相轻之嫌，故而只能私下说），它所塑造的那个阳子，要是在1919年的中国他就会走在北京城里狂喊打倒曹汝霖，要是在1968年的法国他就会冲上街头去振臂高呼跟着阿兰错，要是在2002年的以色列他就会踱进咖啡馆非喝光一杯后才施施然出去，然而很可惜，他在一个暧昧的时间与一个暧昧的地点出现了，所以就只能和一件无头绪的谋杀案过不去，和一大群小区里的人过不去。
但阐释毕竟是要绕到文本背后的，所以，对作品进行的任何诠释如果过度的话，那都是由于我的视野期待和众位有所偏差的缘故，倘若你期待看一些畅销小说所必备的宣传文字――“这部作品非常值得一看！”、“一本难得的好书！”、“情节如此曲折结局如此意外”等等这类电视直销广告般的用语，那么，我为我不小心浪费了您似乎并不怎么宝贵的时间而感到抱歉。
读完可人的这部小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作者的文化惯例里，显然孔子是不如孟子，尤其在需要将英气圭角作为民族主义的力量来有所呼唤的时候，孟子那种浩然之气看来是有些势不可挡：它绕过了我们国人本来就很不健全的理性文化传统，直接就和心性不谋而合，于是，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从流氓到帝皇，只要有嫉恶如仇的血气，那其余一切都无所谓，一言以蔽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公元前的那面战鼓的隐喻就昭然若揭，那是一种刑天似的力量，在老屈的《国殇》里曾经壮阔过，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比海德格尔的嗓子更有蛊惑力：古老，并且看上去很沉（这叫德高望重），分贝又高，所以，拿它来唤醒沉睡在民间的自觉意识，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作为被唤醒的对象，那一大群被形容成“缩在自私、冷漠、胆怯而麻木的壳里”的人们，就不得不被制作成当年鲁迅已经制作过的“中国人”，成为整个文本的叙事得以往前推动的元素。
但作者自身的伦理观点使得以上这个“中国人”的布局在现代伦理场的观照下，却显得有些照顾不过来了。无论是“我”、“我”父母以及邻人的内疚，还是他们的事前事后不作为，作者从头到尾都给予界限非常清楚的批评，并通过各种其他叙事元素来与之进行对比，以强化文本中的伦理对野，比如，关于这个城市三次变黑的神话及历史复述，关于阳子基于敢作敢为而对流氓作的长篇辩护，关于小五冲上去和短刀强搏斗，等等，当然，作者的功力也同时表现在这里，她通过阳子的自我嘲讽及我对阳子最后的英雄行为动机的多元揣测等等，把以上这种伦理对野的界限给处理得相当柔和，以避免由此会产生的简单脸谱化的副效应。
不过这样的叙事策略并不能弥补作者表现在文本中的自身伦理观点站位的不恰当。似乎那场凶杀案中，正当的作法应该是人人挺身而出，奋力与持械歹徒搏斗，如此才不致辱没身为国人或身为人的尊严。而打电话报案，只是所有正当行为中正当性最少的一种行为（原文：我想钱婶在受伤到死亡的漫长的时间里，一定盼望着有人来救，盼望着哪怕有人出来看一看。可是没有人，连偷偷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一个。要有，钱婶就不会死，凶手也不会逍遥法外。）
然而，从现代的正义观点来看，由于人人都有享受生命权不可随意让度的自由，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那些邻居由于害怕而不冲去，恰恰是正当的，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生命而冒险搭上自己的性命，在邻里之间，没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义务性的契约，如果你这么做，你当然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并不能说就是不正义的。如果有什么文化惯例，比如这个文本，敢指责你是不正义的是有罪的，那么，对这类以一种非契约的基础而给出的道德律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对这指责说：不，我不服从。
从小说中看，那些邻居唯一没做对的地方是没有打电话报警。――这才是他们缺乏正义性的表现，因为打电话并不会直接危害到打电话者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个行为是需要教育后才能学会的，因为这不是人的本能，就如同人的本能并没有教会人们应该在地震中逃到盥洗室里躲着安全一样。相反，如果说真要追究民事乃至刑事责任，那也该追究警察的姗姗来迟罪以及公安局的破案不力罪，无论如何，所有的“缩在自私、冷漠、胆怯而麻木的壳里”的邻人，都是依法纳税的合法公民，所以，他们有权要求靠他们的税养活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伤害而给出赔偿。奇怪的是，我倒是听说有人民代表高呼要弄个公民见死不救罪的，真是见鬼了：奖励见死而救的法规不去制订，反而去弄个惩罚见死不救的，这是不是也太照顾我们广大的公安干警了？――唉唷，您瞧您，大老远的来晚了吧，瞧这一身子臭汗，来来来喝口茶喝口茶，军民鱼水情嘛。唉，得，人都死了，一家三口，惨哪。哼，都是那些邻居不好，见死不救，还害您白跑一趟，要不，我这就帮您把这些坏邻居都抓起来？
如果我们将正义重新定位，那么，小说本来所依赖的道德逻辑基础就会发生严重的沉降，即便小说的艺术性不受伤害，那它最多也只能当比萨斜塔来欣赏了：现在，由于有我这么个为众多“中国人”而开脱的批评家，于是，孟子那种浩然之气就无法通过战鼓的隐喻而为现代小流氓阳子的诸多行为寻得合法性，于是，有关社会边缘人的种种举止除了荒唐以外就缺乏任何有指向的意义，而那最后蒸腾而起的民族力量只能自认晦气落成个举而不坚。
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用意识流的手法描写的鬼魂情节我不置可否，倒不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起作用，而是我觉得这些好像是只起到刺激观感的功能，用鬼魂来表现愧疚心理，一方面比较容易，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已经做过而且做得还不赖，所以，如果换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并借鉴一下爱伦·坡，也许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会更加扣人心弦些。
20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