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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的战鼓-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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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子现出冷淡的神情,然而他还是说:“是夫妇互相残杀又杀了孩子的那一起吗?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他们不是互相残杀,是有人杀了他们。”接着我絮絮叨叨语无伦次地讲起凶杀,讲起恶梦和鬼,还有住宅小区里的人和我的疯狂。说起这些我是很害怕的。我本不想说。可是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愿望让我说了下去。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一种渴望被理解被保护的祈求。在我作为疯子的时间里我孤独的太久了。    
    我说:钱叔钱婶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亮亮是我的邻居,亮亮更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住在我家楼上。案发的那天晚上,我因为挨了父亲骂很久都睡不着。后半夜的时候勉强要睡着了,朦胧中忽听轻微的咚的一声响,我就清醒了。不久,楼上就传来一个男人变声了的呼喊声,然后是乒乒乓乓的打斗声,咚咚的跺地板声和女人的尖叫声,还有大玻璃的暴碎声。这些声音在夏天的寂静的夜里显得非常大非常清晰。我爬起床问我的父母怎么了。我的父母是醒着的。他们说可能是夫妻打架。我说不像是夫妻打架打110报警吧。父亲就很严厉地斥责我说:“要你多管闲事!快去睡觉!”我没敢报警也没敢出去看。楼上的声音持续了有二十多分钟--我站在客厅里正好面对着夜光表所以看见了时间 --后来楼道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我不敢开门就趴在门镜上向外看。我看见有个人走了下来。本来楼道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可那个人被楼道里的东西绊倒了。他划了根火柴找东西时火光照着了他的脸。那是一张男人的脸。后来我就到床上去了。我一直没睡。天亮了我起来想去楼上看看。我刚出门就和从楼上冲下来的扫楼梯的女人撞到了一起。她没等站稳就一把抓住我,抖动着嘴唇说:“血……全是血……杀人了!    
    ”接着楼上的邻居们也被纷纷惊动了。    
    有人报了案。警察和法医来做了勘察和鉴定。凶案现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案发时还有第四个人在场。钱叔身中八刀有一刀贯穿心肺。亮亮是一刀切断咽喉死的,死在他父母的床上。钱婶没有立即死。她是在警察来之前的一个小时前后死去的。人们都说是他们夫妻吵架互杀又杀了他们的独生子。    
    警察来调查时所有的邻居们都说夜里什么声音都没听见。我的父亲也这么说。我父亲还严厉地告诫我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听见了楼上的声音和看见有人走下来。他说我说了就会遭到灭口,我也会死。父亲说这些话时脸色惨白,手都直哆嗦。    
    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做梦。我梦见了案发的全过程。在梦里,我看见一个男人敏捷地爬上了二楼的窗台。窗子有一扇是开着的。窗上蒙着窗纱。男人撕开了窗纱。 一个种着茶花的巨型花盆挡住了他的去路。男人小心地搬开花盆,轻轻跳进了屋里。屋里很暗,看不清男人的脸,只觉得他很高大。他抽出长解刀后就悄无声息地接进钱叔和钱婶的卧室。他走到床前了,听了一会,然后一刀扎了下去。钱叔大叫一声翻身坐起--我说钱叔大叫,包括后来钱婶的叫喊都是从他们痛苦的表情和运动着的嘴判断出来的。实际上我的梦是无声的。除了血;别的东西也没有颜色,像看一部无声的黑白影片--男人似乎没想到钱叔会坐起来。他稍一迟疑钱叔就扑了上去抱住他和他斗做一团。蚊帐缠住了钱叔又落下来罩住了惊醒了的钱婶。钱婶挣出蚊帐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就跳起来和钱叔一起斗那个男人。钱婶一边打一边喊,一边跺脚。打斗中他们碰翻了玻璃茶几。破碎的玻璃像四处飞溅的水一样散了开去。亮亮出现在门口。他似乎还没从睡梦中清醒就看到屋里的情景。他吓呆了。这时钱叔伤重倒地,钱婶独立难支。亮亮就跑过去举起拳打男人。男人只一下就抓住了他顺势把他按倒在床上,刀锋在他脖子上只一划,亮亮双手捂住脖子再也没有起来。男人的尖刀又刺到冲上来扶儿子的钱婶身上。先倒地的钱叔并没有死,他艰难地爬到门口艰难地扶着门站起来开了门。门一开他又倒了下去。他又爬。眼看着就够着对面邻居家的门了,这时钱婶倒了下去。男人跑出来抓住钱叔的脚把无力挣扎的钱叔拖回了客厅。钱叔的身下被拖出了一条血带子。男人又在钱叔身上补了一刀钱叔才不动了。男人又关了门,站在客厅里听了听。然后他逐一探了探三个人的口鼻才把刀丢在地上,走到卫生间,开了卫生间的灯。这时我看见他脚上包着塑料布,手上带着手套。男人脱了手套放水洗脸    
    上的血迹。洗完了他看了看镜子。镜子上映出一张清晰的脸。这张脸正好和我看见的楼道里的那张略嫌模糊的男人脸吻合了。他拿起手套,把放手套的地方和所有能留下痕迹的地方都冲净,看着水打着漩冲入了下水道,然后他小心地关了水笼头,关了灯,走出卫生间。他出门前脱了脚上的塑料布,和手套团在一起拿在手里。做这些时他很注意地不留下任何痕迹。然后他掩上门走了。我的梦并没到此为止。梦里我好像正在那间屋里看着一切发生,而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我仿佛在空气中飘来飘去各处游走。我看见被撕下来的半边窗纱在夜风中轻摆,看见窗台上显示花盆原来位置的圆形水渍,看见半在床上半拖在地上的染血的蚊帐。最后,我看着倒下的三个人,想要打电话报警。可我却觉得我拿不起话筒。对了我忘了告诉你钱叔家的电话线被钳断了。我的梦继续。不久我看见钱婶动了。她向门慢慢地爬了过去,爬得很慢,很慢。在她爬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血,小河一般的血。她爬呀,爬呀,终于爬到门口了。她伸手推门。门开了一道小缝,她的手就软软地垂下来,不动了。我看见她大睁的眼睛。那是看见了死亡的绝望而悲愤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把我吓醒的。每天都是。那门是凶手走时开的。不是像后来人们推测的是钱婶临死前开的,不是。    
    我抽啜了几下,擦擦脸,又继续说:“我在每天醒来以后,都能听见楼上发出和案发那天晚上所发出的一模一样的声音。我想是那三个人死的太惨太悲愤了才变成了鬼,又弄出声音来让人替他们报仇。我忍不住了,把我的梦,也就是真相讲给人听。听的人都说我精神失常了,说我吓疯了才幻想出那些事……我想钱婶在受伤到死亡的漫长的时间里,一定盼望着缓救,盼望着哪怕有人出来看一看。可是没有人,连偷偷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一个。要有,钱婶就不会死,凶手也不会逍遥法外。”    
    我涕不成声。阳子不说话,皱着眉头看着我哭。他的神情明显地表明他不信我所说的一切。他也像别人一样认为我的梦和鬼的事不过是一个疯子的臆想。可他没像别人一样在我讲叙时粗暴地打断我。对此我已是感激不尽了。等我平静下来,阳子说:“用我送你回家吗?”我听得出来他的话里是不带任何诚意的,只是赶我走的比较温和的说法。或许是他在我讲叙时没有打断我的做法,也或许不因为什么,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愿望,我想我或许可以请求他的帮助。我说:“我不回家。求求你让我在你家里呆到两点钟行吗?就呆在两点,两点已后就没有鬼了。求求你了。”    
    阳子显然是不愿意的。他皱着眉头看了我很久,似乎拿不定主意是把我赶出去还是客气地请我走。我想我还是在他赶我之前走吧,等他赶我我就更无地自容了。可一想到我又将不得不拖着酸疼的双腿在黑夜里提心吊胆地走下去,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滚下面颊。我起身向外走的时候,听见阳子说:“你坐着吧。说好只能呆到两点。”    
    那天我在阳子家里坐到两点然后回了家。第二天夜里在我走得精疲力竭时我又敲开了阳子的家门。阳子皱着眉给我开了门。从那以后我不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了。阳子的家成了我的避难所。阳子对我的打扰是很厌烦的,可他还是每天都给我开门。他接纳我像接纳一只避雨的街头流浪狗,开门放进来就连看都不看一眼。这让我分外难受,让我想起我奇怪的头痛和呕吐。我绝望地意识到我不可能像一个正常的女人那样生活了,即使我作为女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和阳子默认了一种奇特而和谐的相处方式。他在把我放进屋里之后自去做他想做的事,我在客厅里发呆或是走来走去。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才使我们结束了这种陌生人般的相处方式,变成了朋友。那一天我刚进门不久阳子就无视于我的存在,神情古怪地从坐着的我的膝前走了过去,直接打开门离开了。在那当口儿,我的身体在他的漠视中忽然化成了一股空气四散着消失在周围的空间里了。阳子走后很久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开始活动。我小心地避开那些制作精美的却又落满灰尘的红木家具在铺着地毯的宽敞的客厅里走来走去。事实上我想避开灰尘是徒劳的。灰尘已布满了室内的每一寸空间。走着我忽然想到主人不在家我可以在不为主人所知的情况下稍微放纵一下。接着我就想到我应该到楼上去看看。阳子的家是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楼下的客厅和饭厅是我已经熟悉了的。令我奇怪的是,我熟悉的这些环境表明阳子是一个人独居,而且是一直以来只有他一个人,屋里找不出曾有第二个人的迹象。阳子是应该有家人的。父母和孩子,在我十七岁的思想观念里早已形成了这种家庭的结构模式。阳子的情形让我对他和他的家庭充满了朦胧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然,我才想到楼上去看看的。    
    从客厅地面延着楼梯一直到楼上都铺着厚厚的黑黄色的地毯。估计地毯的颜色本来不是这样的,只因积了太多的灰尘,原来的颜色已看不出来了。我每落下一步,都觉得有一逢尘土像原子弹炸开时散开的蘑菇云一样在我脚的四周腾起。这让我的行动分外小心。楼上共有三个房间。其中两间房的门钮上都落满了灰尘。我没敢碰它们。我拉开了门钮上没有灰尘的那扇门。男孩子的房间我只见过亮亮的。亮亮是我唯一的又是同龄的朋友。我曾想过长大后要和他结婚。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的房间我常去。亮亮的房间里有书、飞机模型、拳击手套、滑板、旱冰鞋……男孩子喜欢的东西一应俱全。阳子的房间里没有这些。有的只是丢在地上、床上、椅子上的各种款式的衣服。也有书。书架上的一些书也满是灰尘。我想我或许可以拿本看看以打发漫漫长夜的难熬时光。我走过去抽出几本翻了翻,全是古今中外的名政治家的传记。我不爱看。床头柜上,衣服堆里隐着的几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来看看,全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看不懂就把它放回原处。我因想着阳子随时会回来而决定赶快离开的时候就发现了地毯上的那两片纸。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地毯上原本没有这两片纸的 。纸就在书架的下方,大概是我顺手翻书时从书里掉下来的。我拾起它打算把它重新夹到书中免得阳子发现我偷窥了他的领地。拿在手中我才发现这两片硬纸是一张从中撕开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少妇抱着个孩子。撕开的裂口正好把少妇和孩子分开了。照片的右上角写着“小儿百日留影”的字样。这张照片实在是一张普通的家庭生活照。然而在照片上只能看见孩子憨态可掬的小脸。少妇的一半上划满了乱糟糟的刮痕而看不清她的脸。像是有人想把照片上的少妇划去,在划过之后犹嫌不足才撕开照片的。我拿着照片思维里闪过一个朦胧的念头:既然把照片撕开了为什么又没有扔?我试着推测这张照片是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划破撕毁的。就在这时,楼下传来断续而粗鲁的碰撞声。我把照片顺手塞到一本书里,就跑下楼。楼下阳子正软软地从门外跌了进来。    
    


第一部分1 已经死去的(4)

    真是惨不忍睹!阳子穿的淡红的衬衫四裂八半,勉强地挂在身上。从裂开的衣缝里露出身体上的东一条西一道的用木棍或是用皮鞭造成的伤痕(我分不清这两种器械所致的伤有什么差别。只因为伤痕呈条状才做出这样的判断)。一只脚伤得尤其重。在我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又把他扶躺到长椅上的过程中,这只脚仿佛失去了任何功能,只是随着身体移动而被拖着移动。阳子一定是经过了剧烈的大量消耗体力的活动,因此他的一头浓而长的黑发才被汗水淋湿,又黏成一绺绺地粘在额上,脸上--我在扶他时闻到了他头发上浓重的汗臭味。我能想象出来的,能造成如此后果的事件就是阳子打架了。    
    “你打架了吗?”我过时地担惊受怕着。    
    “打架?……不……不是的……”阳子软弱的低语更像是神智不清的呓语,“比打架更恐怖……更痛苦……”    
    他的低语,他苍白的脸,无力地落在长椅扶手上的头,一动也不动的伤痕累累的身体让我想到死亡。看着阳子满身的伤我惶恐不安束手无策。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求救的对象就是父母,阳子的父母。    
    “给你爸你妈打电话吧,我来打。”我提议说。    
    阳子忽然抬起头警惕地注视着我。    
    “啊,我的意思是说,让他们来照顾你--你没有家人吗?”说后面的那句话是因为阳子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不用!”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不让他们来?你这样子很吓人……让他们来照顾你呀--难道你怕见到你的母亲吗?”    
    我后来知道我说这句话的起因纯粹是那张照片给了我某种暗示性的联想的缘故。但在当时我是顺口说出来的。我没想到阳子一听这话立时坐了起来,脸上的神情也变得狰狞可怖。他像随时攻击的猫一样略眯了眼睛看着我。我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才站住。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阳子看了我半晌,才放松了全身绷紧的肌肉,说:“这点伤没什么……只是打架,没事--你该回家了,快走吧。”    
    “可你的脚……”    
    阳子立时打断我说:“是从游乐场的二楼跳下来崴伤的,没事,明天就会好。你快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阳子突然的关切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这句略带讨好的话是乞求我不要再问下去。阳子当天不理我要留下来照顾他的决定,硬把我赶走了。后来阳子在某一天的夜里解释说他不让我打电话是因为他的父母早已离开了这个城市,就是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来,反倒教他们担心,所以他拒绝了我的提议。我没想到阳子会给我解释。他的解释不只是想让我打消疑惑从而忘掉那天晚上的事更像是要掩盖一些什么。我的疑惑更大了。阳子在那天还给我讲了他和他的家人的事。    
    阳子自称在十八岁以前他一直是学校里的好学生,父母的好孩子。他的父亲有钱,又想有权,于是就想往政界发展。他不仅自己努力攀接权贵,也给阳子灌输以后当政治家的思想。阳子照做了。阳子从不违逆他父亲。他父亲很喜欢他,因此不和他的母亲离婚。阳子的母亲明知道丈夫在外面另有女人,每回背地里提起都恨得咬牙切齿,当面对丈夫时她又笑脸相迎小心侍候,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做丈夫的知道妻子的忍让与酸楚。她不说,他也配合他一起扮演着恩爱夫妻。阳子也明知道他父母恩爱里的假,他也忍耐着,一直到他高考。高考前夕,阳子的父亲请客送礼地对教育局的头头和阳子的校长大加贿赂。阳子不同意父亲那么做。他有把握考上他要考的学校。惯于官场思维的父亲教训了阳子。他说:“决定事情成败的因素不是能拿到桌面上的东西,往往是桌子底下的较量。事情要做到万无一失,就要未雨绸缪。”考试的时候阳子周围都是安排好的人,包括监考老师。前几科考得很顺利,阳子几乎不用自己做答案。这让阳子觉得这是对他十多年苦读进行的极大讽刺。阳子没想什么就在答题卡上涂上了熊猫的图案。他把答题卡交给错愕的监考老师后就走出了考场,再也没回去过。后来阳子变得不可理喻。他拒绝回校复读,并逼着母亲和父亲离了婚。阳子说他那样做是为了不让母亲在虚伪的婚姻里被活埋一辈子。也解脱他自己,他再也不用为母亲留住丈夫而讨好父亲了。然后阳子变成了流氓。父母都认为阳子不可原谅。他们再也不理他了。母亲改嫁了,父亲和别的女人结了婚,双双对对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给阳子留下了这座小楼。    
    “你为什么不想当政治家了?”我说。    
    “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当政治家不如当流氓好。”阳子淡淡地说。    
    我想起阳子自称是流氓,同时也想起公共汽车上的那个瘦男人。“为什么你那天冒充警察给那个流氓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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