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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和袁术、袁绍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政治眼光不同，策略各异，结果不一样。在群雄中，袁术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本来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谁当皇帝都行，只要有本事。所谓“本事”是指统一天下的本事，而统一天下要有正确的策略。袁术没有这种本事，也没有提出什么策略，只是一心想当皇帝，以享荣华富贵。他主观上认为他家“四世三公”，是“百姓所归”，”
应天顺民”，该当皇帝。当他征求部属意见时，大家沉默不言，实是反对，他还是自封为皇帝。所说“百姓所归”、“应天顺人”。是自欺欺人。他占据南阳时，“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当皇帝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由于人心军心厌弃，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打败，奔青州投其侄子袁谭途中病死。袁术只徒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曹操则相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曹操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当时汉虽弱，但拥汉派的大有人在，故采纳荀彧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将皇帝的实权一下抓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要统一天下，要有众多人才，乃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典型。他虽有吞天下之志，但才力不足，喜谈谋略而不能决，有正确战略也不能采用，往往错过良机。他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许攸截住曹操的催粮书，知其粮尽，建议“两路击之”，如行此策，打败曹操是大有可能的，袁绍反认为“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说“攸是操的奸细”，将之逐出。攸乃投操，教其到乌巢烧粮，操从其计行之，绍军无粮，军心惶惶，曹军乘胜追击，袁军全溃，官渡之战被打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灭亡。
刘备以统一天下为已任，刘表和刘璋则胸无大志，只图割据偏安。曹操统兵征乌桓，刘备劝刘表趁许昌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说：“吾坐踞荆州足矣，岂可别图？”当时，群雄逐鹿，你不灭人，必被人所灭，决不容其”坐踞荆州”，刘表因错过袭取许昌良机，使曹平定北方后，挥戈南下，夺取荆州。刘璋心地虽仁慈，但为人闇弱，这种人是守不住地盘的。刘备按照孔明的”隆中决策”，与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占据荆州后，就着手图川，恰好刘璋邀他入川拒张鲁，张鲁不足为患，让刘备入川是“请狼入室”，结果是自取灭亡，刘璋没有政治头脑如此。
孙权善于举贤任能，故贤能竭力相辅，五湖四海之士纷来归附，竭力相助。鲁肃献的“榻上策”，他奉为国策。此策的要点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以图天下，此策起正确的。要图天下，首先要“深根国本”，因荆州在扬州上游，对东吴威胁大，不占据荆州则难确保东吴的安全；且荆州是用武之国，进可直趋宛洛，直捣曹操的老巢，退可据长江大堑而守。此策对于孙权鼎足江东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孙权的战略正确，又有众才相助，曹操、刘备曾先后犯，都以失败告终。
人心向往
争天下，胜败决定于人心向背，故说“得人心的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将相之心，这“三心”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三心”缺一不可，得这“三心”必兴。曹、刘、孙为图天下都注意收拾人心，尤以刘备为最。刘备虽说是”中山靖王胜之后”，实无可考，自己也无靠山，他起自民间，是一个“织履之徒”，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后能建立蜀国，全靠自己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攻心”，故很得人心，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都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草庐”，表示其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相待，说明对孔明信任无间，使孔明感其诚，下山相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是夺人之国，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入川是为谋蜀。
但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驻守葭萌关拒张鲁之机，广施恩惠，收拾民心；及起兵夺蜀，不扰民，优待俘虏，故甚得人心，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因人心归附，蜀汉政权极其巩固。
曹操得将士之心，是因其赏罚分明，史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他出征，如遇稻麦熟，可延缓时，就暂罢征，因恐伤农，如不能延缓，就严禁军士践踏。有一次他骑的马失足误入麦田，践坏了一大片，他“割发以代首”，承认其伤农是犯法，应受惩罚。取冀州后，减免赋税，以收拾人心。曹操虽奸，但他比袁术等害民贼强得多了，他能成大事不是偶然的。
孙权也得人心。孙权一见鲁肃，交谈甚悦，来宾告退时，独留鲁肃，邀他入内室，共坐在榻上对饮，虚心请教，肃因之倾心，与之谈图天下的策略，权大为赞赏，“拔鲁肃于凡品”。鲁肃得遇明主也竭力相辅。操大军南下，吴国危急，众文士主张投降，独鲁肃坚持联刘抗操。曹操被打败，鲁肃从前线回，孙权远接，“持鞍下马”迎候，对其敬重如此。孙权用人，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因其信任人，人也效忠他。周瑜率军抗操，操派其同窗好友蒋干说瑜归降，瑜大义凛然申明：他“遇知己之主，”“情同骨肉”，“祸福共之”，其效忠于权之志坚定不移。孙权还在生活上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患病的，常送医送药上门，甚至亲自监护。由于君臣休戚与共，终孙权之世，东吴安如磐石。
策略正确，人心向往，三国之兴，实由于此。在古代能建国、治国的，都靠这两条。揆之当令，也是如此。
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频繁，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因而兵书之多，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共有1300多种，留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五百种之多。传说我国兵书起源于黄帝，在西周时已有《军志》、《军政》两书，这说明我国兵法源远流长。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有《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膑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韦》、《练兵纪实》等等。《三国演义》的谋略正是凝聚着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如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用间，等等。它是我们祖先遗国下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三国谋略与《孙子兵法》
要理解三国的谋略，首先要弄清楚它和《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不懂《孙子兵法》，则不能把三国谋略概括到理论的高度；不读《三国演义》， 则不能更好地、具体地领会《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神和形的关系。《三国演义》虽然是集古代智慧的大成，而《孙子兵法》却是它的灵魂，它的一切谋略基本上是以《孙子兵法》作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全胜”思想，它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思想后来孙膑归纳为“攻心为上”。《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迷人的战役都依据于此，如刘备巧夺西蜀、吕蒙智袭荆州、孔明三气周瑜、诸葛七纵孟获，等等，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荆州的斗争中，也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让周瑜与曹仁拼得你死我活之际，不费一卒而袭取南郡：
接着破周瑜的美人计，使其囚禁刘备以索取荆州的诡计成了泡影，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是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这“三气”之战，是一场似战非战、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诸葛亮的智算华容、摆空城计、增灶遏魏军，也都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而在《三国演义》不少有名的战役中，都是孙武关于“知彼知己”论断的巧妙运用，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胜者都因其知彼知已，败者都因其不知彼、不知己。
《孙子兵法·计篇》十分强调智谋的重要作用。如它认为将领要具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条件：而“智”则置在首位。而有无智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国演义》刻画许许多多的将领，对于有智谋的则备极赞扬，对勇冠三军而缺智谋的虽赞其勇，也指出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已。如吕布、马超等都是世之虎将，吕布曾无敌于一时，马超也曾迫使曹操“割髯弃袍”，因他们都是有勇无谋，到头来，吕布还是被曹操擒杀，马超也被曹操所打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不少“多算则胜，无算则败”的战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诡道十二法”，故很引人入胜。所谓“诡道十二法”，是指孙武在《计篇》里所举的十二种智计，或称十二种作战方法。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在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而这些战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例如，当关羽胜利进军樊城时，曹操就采取“亲而离之”的计谋，拆散孙、刘联盟，以利诱孙权使之袭取荆州，吕蒙则抓住关羽骄傲自大、喜人奉承的弱点，用“卑而骄之”的计谋，使其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撤大半兵赴樊城前线，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取了荆州。
灵活运用和发展古代兵法、战役
《三国演义》所吸取的不仅是《孙子兵法》，而是将从春秋至元末的兵法和战例之精华溶化于其中，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
《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些妙计，就出于《三十六计》，如王允为离问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国军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权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见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都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 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传出的文化也有回流的，即某种文化的潜在功能，在其诞生国未被人们所发现或重视，传出国外后，被外国将之应用于相应的事业而取得成效，这时才被其诞生国所关注。《三国演义》就有这种现象，它传到日本已300年，对日本影响很大，过去用于军事，二战后将其智谋应用于商战，对于日本的经济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波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的时候，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开放、改革，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6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些论文已刊登在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专辑）上，受到国内各界的赞扬。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应用于经济工作的研究的开始。
日本人给我们的启迪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互通有无，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而各国市场之间，各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已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哪一个国家想自成体系，必将受到孤立，本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哪一个国家要想本国经济较快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席位，占有的份额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以外贸为其生命线，所以日本人始终瞄准世界市场，而今天日本人能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除了勤奋外，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其智慧来源之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