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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第二章 用人艺术
在古今一切人际竞争中，其成败与有否人才大有关系。取胜要有智谋，而智谋出自人才，所以说人才是至关键的。这一章从“人策”、”风格”、”御人”、“鉴诫”四个方面评介了三国的用人艺术，如能吸取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时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策
用得其人，三国鼎立，用不得其人，国破家亡！三国的兴亡，虽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但与用得其人与否也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群雄逐鹿， 18镇诸侯先后灭亡，而曹操、孙权、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三分鼎足，其关键在善于用人。而三国后期的继承者却恰恰相反，都不善于任贤举能，结果被晋所灭。
“人策”之重要可见一斑。
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在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贤”里，有一段关于用人的对话，水镜先生初遇刘备，见他气色不佳便料到其坎坷遭遇，因问说：”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说：“不然。益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说：“备虽无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相辅，颇赖其力，”水镜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等乃白面书生耳，非经纶济世之才也。”水镜先生的话阐明了一个有关用人的重要思想：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是指没有使用人才的大才，即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也是他所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刘备的“命途多蹇”，证实水镜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逆境走向顺境
“桃园结义”之日，刘备兄弟三人就立下替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尽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却不能如愿以偿。虽然虎将关、张、赵云拼死效忠，孙乾、糜竺、简雍等竭能尽力，也无济干事，仍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他转战沙场，经千辛万昔，才得徐州作为安身之地，却又被吕布夺了；只好附属曹操，因恶其为人，乃设计脱身，借截击袁术之机回师徐州；后被曹操打败，仅以身兔投靠袁绍，因失公助曹轩了颜良、文丑，险些被袁绍杀了：后依刘表，又被蔡瑁和蔡夫人暗算，几乎送了性命。
刘备此时的景况是凄凉的，故他见已身髀肉复生，感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遂”，不觉悲从中来，长叹不已。而当他得孔明相助，高兴地比之为”如鱼得水”。鱼没有水，寸步难移：鱼有了水，便可游泳自如了。
从此，刘备从逆境走向顺境：联合东吴，打败曹操；取荆益二州，称帝西蜀。
孔明何以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
待机而动的决策
当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所了解的时候，人们是无所作大的，如果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任何人都会碰壁，遭到失败，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就主动了，就可改天换地。杰出的人物能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并非他们有三头六臂，或先知先觉，而是因其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孔明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要了解孔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必要从研究“隆中对”
入手。“隆中对”是什么？这是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跟刘备的一段重要对话，即孔明为刘备制定圄天下的战略决策。孔明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予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荆益二州可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孔明的“汉室可兴”的愿望虽没有实现，但他的联吴抗曹、取荆益二州、待机而动的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弱小的蜀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故有“千古奇策”之誉，孔明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能制定”隆中对”，是由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故能明确打击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
依形势，定谋略
“隆中对”是孔明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天下大势是：在北方，曹操凭着其挟大予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先后消灭吕布、袁术、陶谦、张绣、袁绍等军阀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他带甲百万，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在这一年春2月，曹操发布的丁酉令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这表明他决意南征。在东南地区，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已7年，在残酷地镇压越族的反抗后，政权基本巩固，加以有长征之险，并得到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支持；且能举贤任能，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为之辅佐，国力日益强大，在当时其势力仅次于曹操。在西南地区，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软弱无能之辈，难于与曹操抗衡，迟早必被人所并。只有刘备，他虽寄托于刘表，但很得人心，故荆州豪杰多归之，事实上他已成为荆州地区的新兴势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实力，很明显，当时力足以争天下的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而已。而三人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要与曹操对抗，只能联合孙权。故刘孙联盟抗曹，是形势使然。这时，孔明已“躬耕南阳”有12年之久，且由于荆州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给他提供了观察政治风云的有利条件；他经常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谈仕迸，议时政，在刘备“三顾草庐”前，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对天下大势已成竹在胸。故在刘备屈身求教下，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
下对了关键棋子
譬如下棋，关键性的一着下对了，就全盘皆活；关键性的一着下错了，就着着被动。“隆中对”对于蜀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一着棋，自从制定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便把刘备集团内部潜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人才的智慧、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而“隆中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孔明智慧的结晶，足见刘备得孔明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刘备未得孔明前和得孔明后的不同处境，给用人艺术添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呢？它说明：大凡干事业，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要有掌握全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刘备也是个会用人的人，他的用人特长是善于识贤、集贤、信贤，但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则非其所长，这是因他缺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智，故虽有关、张、赵云之勇，也不免屡战屡败。
以智谋折服众将
孔明则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着手，即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有出入预料的“神机炒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咸，张飞，原是个有名莽汉，丛不懂使计，只一味恃勇。他快人做快事，敢于鞭打督邮，屡揪“三姓家奴”吕布：他嗜酒如命，醉后鞭打部属，致失掉了徐外。后来在孔明的领导下，他变了，不再是老粗，而是粗中有细，他义释严颜，使严颜所管的45处关隘，皆望风归顺；他假醉赚张郃，智取瓦口隘。韦中虽不说是孔明所教，但既在其指挥之下，显然与孔明的军事部署有关。不服老的黄忠，也是在孔明的激将法的推动之下，勇挑重担，计夺天荡山，勇斩夏侯渊。孔明的智慧折服了众将，连目空一切的关羽，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俯首听令，因而能调动三军，沿着他的羽毛扇指的方向，奋勇直前，去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才易得，全才难求，如何在众才之中，选拔具有全局之才的人才，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用人艺术的一大学问。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苟或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