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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矣！”
失去人心天堑变通途
长江自古称天堑。而它之所以成为天堑，是因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无人民协力，它只不过是条“小溪”，一跨便过。孙权雄踞江东时，国富兵强上下齐心，军民协力，曹魏视长江为畏途。曹操与孙权在孺须对阵，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知不能胜，乃撤军，魏主曹丕领兵到广陵，隔江遥望，见吴军兵强马壮，叹说：”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曹操父子如此惊怕东吴，因有前事为鉴。曹魏犯吴界，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东吴不可犯，是因人心归附，故能组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迄孙皓继位，残杀贤臣，掠夺百姓，人心已离散，恨不”吾与汝偕亡，”长江之险，无人为之守，已失去其天堑作用，吴国臣民，对“助纣为恶”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临近，近臣认为“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不等孙皓首肯，数百人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厌弃吴主，故晋将杜预率兵南征，虽有横江之锁、沉水之锥为阻，也一跨而过。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剩下孙皓这个孤家寡人，只好效刘禅之样，舆梓自缚，向晋军投降。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